我們都相信抵抗應該無論晝夜，無論地域人種，然而這世界有白天黑夜，有窮人富人兩種。百分之一的人統治了白天黑夜，工作與生活，幸福與仇恨，界定了國族邊界的意義，以及何時何地該擺弄政黨工具。財富利潤率永遠高於生產所得率（R > G）。我們估量如何從少數人手中搶回應得的剩餘價值，少數人卻透過生活通縮壓制社運通膨而得到好處（看看世界各國沒有停止跡象的撙節政策與私有化速度）。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減緩世界貧富差距，阻止環境惡化，遏止資本家剝削勞工的希望。
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Movimiento 15-M），台灣太陽花，香港雨傘，法國以及現在歐洲大城市的黑夜站立（Nuit Debout），一次一次的，黑夜站立不曾停止，但白天睜眼後總有無盡悔恨。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戈寧（Wael Ghonim）在TED上懺悔不該過於依賴臉書。佔領華爾街讓成名的搖滾樂手與哲學家更容易賣出其作品，或許還幫了歐巴馬（Barack Obama）連任和桑德斯（Bernard Sanders）嶄露頭角，發明了舉世聞名的口號，發明廣場民主工具如人民麥克風等，但無人機仍在別的國家上空盤旋轟炸人民。憤怒者運動落幕後右派贏得選舉，一年後「我們可以」黨（Podemos）在歐洲議會奪下席次，居功的又是網絡民主與動員，但西班牙仍是資本主義世界，新政黨的一年後失業率仍高（2015年4月高達22.7%，與此時黑夜站立的法國相當）。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則將經濟困局築成自己的本土意識型態高牆，將喊著要站在雞蛋那方的人推入高牆之內，台南鐵路依然東移，社會住宅無望，古蹟不如古董，美豬一樣上台灣人餐盤，法人化入侵負債最高的直轄市，最後恐怕還巴不得能加入TPP。香港的雨傘運動主角上了美國《時代雜誌》封面，但黃之鋒也無法力挽香港的基尼係數高達0.537，是40年來最高的。
法國的黑夜站立仍在音樂節的氣氛中持續，重申民主討論的重要性，說，運動後，我們留下來討論吧。然而，民主是辯論得以發生的基礎，而非結果。在巴黎共和國廣場與歐洲城市中擁有文化資本的青年進行的徹夜討論並非人人能夠參與，城市外緣的工廠工人，城市打零工的青年，有家累的成員都被排除在外。何況，左右派都不反對辯論的。例如中國的《奇葩說》節目培養出一批批辯論明星，將焦點轉移到以為個人選擇即是生活全部，鼓勵換位思考（個人選擇的相互尊重與學習）來置換政治社會改變需要的集體行動，這不僅只是一個爆紅的中國網絡節目而已，幾乎就是新自由主義宣傳的普世福音。
明顯的，不只黑夜要站立。我們需要辯論，更要坐而起提出行動方案並成為有效的政治鬥爭行動。在抗爭舞台上，無論是口袋中的理論是馬克思（Karl Marx）、列寧（Lenin），還是無政府主張，是社區主義還是寰宇主義，是性別優先還是階級優先，廣場允許我們聚集，允許我們辯論，允許我們收穫我們自己，更應該養成我們識異的能力。因為共享（common）不會出現在理論課本上，只能由廣泛的社會運動所形成的共享過程實踐（commoning practice）裡慢慢勾勒其輪廓，這個圖繪過程，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下的，每一種社會運動都是參與其中繪圖者。
這張地圖起碼有幾個確認的座標。首先，國族─資本是矛盾複合體，國家機器有時候是抵抗資本的工具，但除非人民持續發揮民主力量，否則不會自然成為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多半時候國家只是資本的代理，不要妄想能出現正義的黨國機器。其次，傳統的工會鬥爭（工廠裡發生的，有清楚目標與領導者的）與公民自主運動（自發的，歡樂雜亂的）如何合作的困局（這是黑夜站立不如68年五月風暴力量的重要原因）顯然沒有快速解決方案，有時候你用智能手機，有時你就應該寫大字報，有時pol.is，有時公園搬板凳；領導式鬥爭與並聯式行動（non-hegemonic, articulation）可以齊步走，資本造成地理上實質的差距無法用單一模式的行動方案與之對抗。第三，城市是鬥爭的目標而非地點，資本主義是透過不均地理學進行掠奪性積累，由是，「共享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ommon）應該取代「接近城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讓城市的福利與實踐夢想的權利能夠全民均享，而非由富人與食租者吞噬殆盡。
最後，我們應該在日常生活就享受幸福而不僅僅是在街頭運動上，但是切記，所有的革命都有嘉年華的特性，但嘉年華不一定是革命。
（原刊於《今藝術》雜誌2016六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