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假如張國榮是個污名
《金枝玉葉 2》電影劇照／MyVideo 影音
活在當今的我們，都是以「後設」的眼光看「哥哥」張國榮的。當然，逝者已矣，生者也只能回顧、追憶。回顧和追憶都意味著從後往前，但我把「後設」一詞挪用到這篇短文，目的不只是強調時間上的「後」，更想藉由張國榮及其影視作品對「後」借提發揮一番──事實上，我們一直都在對他借題發揮。
作為無論是本人或其表演都多姿多采的一號人物，張國榮可供後人借題發揮之處極多，但最顯而易見、最信手拈來便是的一處，莫過於性相（sexuality）。此一概念的含意廣泛，除了生理性別、性取向，還有所展現的性別氣質、看待性及與性相關之事物的態度等；簡而言之，個體與性的一切關係，皆構成其性相。對這些元素稍加羅列，便會發現性相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更何況，張國榮是位演員。
一個人生來是什麼性別、欲與什麼性別的對象發生關係，大抵是身不由己，但說到性別氣質和對性及相關事物的看法，則相對地具有某程度的自主性。我特別提到張國榮的演員身分，是因為每個角色都有其人設，性相包括在人設中。然則，張國榮每演繹一個角色，就是從自身性相出發去扮演另一種性相，從這個性別角度看，他的表演就是一種性別表演，其作品不只是一個角色、一部電影，而是性相的交疊與模糊。
我想指出的是，性相在張國榮身上尤其難以說清，他凸顯出性相的模糊性質，而他的性相又隨每次表演而變化，因而更形模糊。
《霸王別姬》電影劇照／甲上娛樂
上述以性別理論來解讀流行文化的做法，在文化研究這學門中甚為常見，而張國榮在香港乃至於華語的文化研究界中，是經常被討論的對象。然而，既然討論張國榮的性別表演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們亦對他念念不忘，每年照其生死忌在社群媒體上發文悼念，那麼，悼念除了回顧和追憶，其實也可以是個反思機會，反思歷來討論張國榮的方法。
以電影為文本去討論張國榮的性別表演，剖析他如何把相性的模糊性質、或所謂的酷兒性（queerness）融入其演出時，最常舉的例子不外乎他從影生涯中唯二演過的同志角色──《霸王別姬》（1993）的程蝶衣和《春光乍洩》（1997）的何寶榮。若不計較角色在敘事上終歸與異性相戀，只聚焦於其模糊性相，也許還可進一步納入《家在囍事》（1992）的常騷，與《金枝玉葉》（1994）、《金枝玉葉 2》（1996）的顧家明。
但是，無論這些角色被張國榮演得再精彩，都難以直接視之為他自主的酷兒表演，甚至據此稱他為平權先驅。畢竟，在張國榮的有生之年，香港還來不及發生任何同志驕傲活動，可以請他站台（首屆香港同志遊行於 2008 年舉行）。
《家有囍事》電影劇照／采昌國際多媒體
若要把他放到香港同志運動史中去談也非不可，但此談法好比「追封」，其方向必然為「後設」──即從後世角度設想張國榮是同志（此處的「同志」為廣義，而非單指同性戀者，張國榮本人則在 2001 年接受《時代雜誌》訪問時，表明其雙性戀者的身分認同），從而設想他對同志運動的影響。
同樣的「後設」視角亦見於對張國榮影視作品的解讀，如今已知他是同志／雙性戀者的我們，大可循此身分認同把這些作品看成一位同志／雙性戀者的演出，接下來，便可順利成章地剖析他如何在演出中實踐同志／雙性戀者自帶的酷兒性：若該角色是同志或性相模糊者，那他便是忠於自己，他的酷兒性在演出中自然地流露；若該角色是異性戀者，那麼便透過他的演繹，成為披著異性戀外皮的「同志」。
無論怎看怎解，結論皆可以是張國榮是酷兒，所以他的表演是酷兒的，他演過的眾角色──儘管絕大部份是異性戀者，性相亦未見有多模糊──也因他的演繹而化身酷兒。
《金枝玉葉 2》電影劇照／MyVideo 影音
此結論倒非不成立，但它乃建基於張國榮是同志／雙性戀者的前提，以此身分認同反過來把他的作品酷兒化。這不免忽略了兩點事實：一、姑且順著主流論述，視他在「香港跨越 97 演唱會」上為唐鶴德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為「出櫃宣言」，仍不改其演出大部分都是在未出櫃的情況下進行和面世的，即當時的觀眾在觀其演出時，並不清楚演出者的性取向（頂多從八卦新聞中窺探和推敲）。
二、即使他演過兩部同志電影，兩片的導演卻皆為異性戀者，而兩片的製作背景及過程不但稱不上同志友善，甚至可說是恐同。倒不是說異性戀者就不能拍同志電影或拍不出「好的」同志電影，但兩位導演若是同志，是否就會更敏感於疑似恐同的情況，並盡力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這些情況包括：陳凱歌加重了鞏俐在《霸王別姬》中的戲份，並將原著小說中，程蝶衣與段小樓在澡堂此一男同志意味濃厚之地的重逢大加改寫（註 1）；王家衛則把張國榮的私人經歷拍進了《春光乍洩》，此後二人也不再合作（有影評人稱這是對張國榮的「剝削」和「傷害」）；《春光乍洩》的攝影師杜可風在日記中記載，劇組在阿根廷拍攝時，攝影助理誤闖同志酒吧，竟堅持用吸管喝啤酒和拒絕使用廁所。杜可風寫道：「我們拍兩個男人假裝口交和肛交已經好幾星期了，『我的男孩』卻依然以為用啤酒杯共飲或握一隻汗濕的手會使他感染愛滋病（註 2）。」
當時出現在觀眾眼前，與這些電影工作者合作的張國榮，不是個已被清晰定義的同志，而是一團不清不楚的性相。對他們而言，同志及作為同志亦好、雙性戀者或酷兒也罷的張國榮，究竟意味著什麼？而無論這意味是什麼，似乎都與如今追封於其身的各種光榮標籤有所差距。
《春光乍洩》電影劇照／MyVideo 影音
作為「八十後」（台灣較常稱為「七年級」），又在香港出生與成長的我，有幸比更年輕的「哥迷」稍微多經歷哥哥仍在世的日子。在他過世逾二十年的如今要為其紀念專題撰文，我除了又把他的作品重溫不知道第幾遍，也重溫了關於他的各種論述。
然後，我忍不住想，若沒有接觸過這些論述，我對他的看法會是一樣的嗎？我自稱「哥迷」是否也是一種「後設」？我們當然可以在失去一個人後，愛上他、更愛他。但是，假如對張國榮的愛是「後設」的，這樣的愛──包括對同志身分、酷兒文化的認同與追捧──在曾經擁有他的那個世界裡，都是從缺的。
我當然不是要線性地倒推，如果當時的世界更同志友善，就會怎樣怎樣。逝者已矣，這沒有任何意義。但在哥哥已不在的這些年間，在我也「後設」地對他及其作品進行了好些酷兒閱讀後，我開始覺得更有意義的紀念，是回到他仍只是一團模糊性相，尚未成為酷兒偶像（queer icon）之時，亦即酷兒仍是污名之時。
如何跳脫線性邏輯，在後世非「後設」式地愛張國榮──那大概就是在問，假如張國榮是個污名，我們還愛嗎？敢愛嗎？
《霸王別姬》電影劇照／甲上娛樂
註 1：陳解釋這是他不以同性戀為創作主張所作出的「取捨」，這段話收錄於關錦鵬的紀錄片《男生女相：華語電影之性別》（1996）。
註 2：引文出自林松輝的《膠卷同志：當代中華電影中之男同性戀再現》（2021；該書為譯本，翻譯自他 2007 年出版的英文專書），杜可風原文請見：Christopher, Doyle, Christopher Doyle’s Photographic Journal of Happy Together, a Wong Kar-wai Film, City Entertainment, 1997.
劇照提供／甲上娛樂、采昌國際多媒體、MyVideo 影音、CATCHPLAY+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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