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夜電台工作的人，生活通常是由一連串的「固定頻率」組成的。
那時我主持深夜兩點的節目，聽眾不多，但我有一個「老朋友」。他姓陳，是一位獨居的老先生。他在這五年間，每天固定在凌晨兩點三十分左右Call-in進來。他從不參與話題討論，也不點那些熱門歌曲，電話接通後，他的第一句話總是先詢問台北的天氣。我們的交談通常不到三分鐘。他會說今天去公園走了幾圈，或者是晚餐的稀飯煮得太爛了。對我來說，那更像是一種「報平安」的儀式。我不需要看時鐘，只要老陳的電話進來，我就知道節目該進下一個單元了。
有一次，我重感冒聲音沙啞，老陳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沒說什麼就掛了。隔天，電台櫃檯收到了一小罐醃漬的桔醬，沒有署名，但我知道那是他。
直到那個週二。
兩點四十分，電話沒響。我以為是線路故障，或者是他睡過頭了。但到了三點節目下播，那支專線依然安靜地躺在那裡。那一個小時，我播錯了兩次歌名，因為我一直在盯著那盞沒亮起的來電燈號。
隔天、大後天，老陳徹底消失了。
我心裡那股不安越來越重，最後我透過以前他留下的聯絡電話撥了回去。接電話的是當地的里長。里長嘆了口氣說：「你是電台的那位老師吧？老陳前天在睡夢中走了，很安靜，沒受什麼苦。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床頭那台收音機還開著，聲音很小，調頻正好就在你們那一台。」
那天晚上的節目，我沒有在空中發表什麼感人的追悼。我只是在原本該接到老陳電話的那三分鐘，關掉了背景音樂，讓麥克風收錄了三分鐘深夜錄音室裡的安靜。
那是我二十年職業生涯中，最漫長、也最沉重的一段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