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中旬的清華，冬天的風還帶著點涼意。我提早一個小時到台達館地下室的會議廳，把投影機接好，把椅子排整齊，然後站在空盪盪的演講廳中間，心裡有點忐忑——不知道會有多少人來。
結果那天來了85個人。
說真的，我沒有預期到這個數字。本來想說能有三、四十個人就不錯了，結果比我辦過的任何一場人都多。看到陸陸續續有人走進來，我第一個反應是：等一下我準備的簡報夠嗎？
分享會的前一晚，我幾乎沒睡好。
不是因為沒有準備，是因為準備太多了，不知道要怎麼取捨。23天在巴塞隆納學到的東西，怎麼可能在90分鐘裡面說得完？我把超級街區說清楚，就沒時間談Decidim；把Fab Lab講完，Impact Hub就要跳過。最後我決定：不要講「所有事情」，只講讓我真正改變的那幾個瞬間。
這個決定是對的。
開場我放了一張照片——Eixample區的超級街區，幾個小孩在本來是車道的地方踩滑板。
我問台下：「你們覺得這條路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有人說沒有車。有人說太乾淨。有一個大學部的同學說：「感覺很像台灣某個老社區的巷弄。」
對，就是這種感覺。超級街區的概念其實不複雜，就是把城市還給人。但要真的推動，背後涉及的政治角力、居民溝通、數據說服，才是真正難的地方。我花了大概二十分鐘講這個案例，不只講成果，也講執行過程中的衝突和失敗——Marta告訴我的那些「不適合寫進報告」的故事。
有幾個同學在這段開始認真做筆記，我心裡覺得：好，這個方向對了。
中段我談Decidim和數位參與。
這是現場反應最熱烈的部分。我問：「你們有多少人用過市政府的線上意見徵集？」
舉手的人寥寥可數，而且大多數都說「填完不知道去哪了」。
我說：「對，這就是台灣的問題。不是市民不想參與，是參與了之後沒有回饋。Decidim最厲害的地方不是技術，是它讓市民看得到自己的提案最後發生了什麼。」
有一個同學舉手問：「那巴塞隆納的老人或不會用電腦的人怎麼辦？」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也是Jordi親口跟我說過的痛點。我把他說的話轉述了一遍：「數位落差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技術只是工具，真正的挑戰是社會包容。」台下有幾個人點頭，有幾個人皺眉頭在想什麼，我很喜歡這個氛圍。
講到Sara的那段，我自己都有點情緒上來。
深夜咖啡館、她說的那句「等待政府行動太慢了」，我在備稿的時候想說用比較客觀的方式描述，但最後還是決定直接說：「那天晚上我有點被她嚇到。不是因為她說的話激進，是因為她說的話讓我意識到我一直在等。等準備好了再行動。等機會出現再出發。但她說，行動本身就是準備。」
現場安靜了幾秒。
我不確定這段有沒有打動到人，但事後有一個研究所學姐過來找我，說：「你說那個『一直在等』，我很有感。」
這種回饋是我最想要的那種。
Q&A開放了大概二十五分鐘，問題很多元。
有人問台灣有沒有適合做超級街區實驗的地點，我說大安區的師大周邊其實有潛力，因為本來就是行人較多的區域，政治上的阻力可能比我們想像的小。有人問Decidim的原始碼在哪裡可以找，我直接把GitHub連結傳到群組。有一個大一生問：「我現在可以做什麼？」
我愣了一下，然後說：「你今天來這裡就是在做了。」
這句話說完有幾個人笑，但我是認真的。
活動結束後，有幾個人留下來繼續聊，一直聊到管理員來說要鎖門。
我騎車回宿舍的路上，清華的路燈把影子拉得很長，我想到高第那句話——我的客戶不趕時間。我的感覺沒有那麼宏大，就是：今天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接下來繼續做就是了。
問卷的數字讓我安心，但讓我更想繼續做下去的，是那個大一生的問題，和那個學姐說「很有感」的表情。
那才是分享會真正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