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學本身不是納粹產物，但在20世紀早期，部分理論和學派被納粹制度利用，並且與優生學、國家控制緊密掛鉤。這段歷史遺產，對現代犯罪學仍有陰影，尤其在「唯物命定論式的因果解釋」上。

犯罪學常以唯物主義、命定論式的邏輯去解釋犯罪，這也是我最討厭、最會批評的方式。它過度簡化因果關係，甚至經常錯誤解釋，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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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書評

熱愛自由，追求知識與人權，渴望公義的社會

林晏丞的沙龍

犯罪

納粹

遺產

對犯罪學的一些雜感

近日事件有感

真正令人不安的，往往不是某些人特別邪惡，而是當一個制度讓行動只剩下「角色」與「程序」。人在其中不必仇恨誰，也不必深信什麼，只要照著規則完成任務即可。當責任被層層分散、行動者變得匿名，思考本身反而成了一種多餘的負擔。

這樣的結構會產生一種危險的轉換：行動不再需要被理解為一種道德抉擇，

職場

角色

制度

責任

匿名

結構

人際關係

與ICE有關

漢娜鄂蘭在《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描寫的艾希曼（Eichmann），幾乎不是我們想像中那種殘忍冷血的怪物。他的一生普通到甚至有些乏味，他遭遇過一些挫敗，但和那些真正身處壓迫與困境的弱勢相比，那些挫折根本不值得一提。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加入納粹黨，一開始

創作

電影戲劇

加入

弱勢

公平正義

政治人物

精神疾病

讀平庸的邪惡（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的一點延伸思考

沒有心智和靈魂，語言不可能存在，但我們卻用語言去推測、逼近它們到底是什麼。

心智像一種不斷運作的 processing，它一直在變化，沒有靜止的狀態，我們無法直接觀測它，而只能從變化裡感受它的輪廓。

我們用語言去描述感知和表象世界，而這個過程本身就需要心智和靈魂。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心智和靈魂，我

語言

互動

讀心智生命之一小段筆記

我想討論一個具爭議且嚴肅的話題

漢娜．鄂蘭在討論極權與現代國家時曾提醒：真正危險的，不只是個人的惡，而是當制度開始合理化原本不可被合理化的行為。在死刑議題上，我始終無法忽視這個警告。

台灣社會在每一次重大殺人案件後，幾乎都會自動跳轉到「是否該判死刑」。但這種反射式反應，其實混淆了因果。大量研究早

受害者

死刑

加害者

討論

殺人

暴力

殺人案

支持

人不能行使暴力，國家可以嗎？

我想，人生最悲哀的，莫過餘於可以自由的選擇伴侶，但不能選擇家人，出生在一個壞掉的家庭往往跟交了一個糟糕的伴侶一樣恐怖，我們無法選擇出生於的家庭的家人有沒有暴力傾向、會不會以愛之名壓迫你、會不會惡言相向、會不會""不小心""結束你的生命、會不會傷害別的家人、會不會控制慾很強...再者，我們的國家，有沒

家庭暴力

安置

伴侶

家庭

孩子

家是安穩可靠的港口嗎，我們的國有承接住壞掉的家嗎

我覺得標準化測驗有一個顯著的缺點：它難以判斷學生是否能妥善運用知識，乃至進一步拓展與論述，更多只能檢驗學生是否「知道」某個概念，而非是否能將知識轉化為理解、分析與創造。但它的優點在於，在形式上仍對所有人相對公平。

至少在不同教育經歷（例如自學與體制內教育）之間，標準化測驗提供了一個共同的比較基準；

親子與教育

學習

測驗

教育

標準化測驗優缺點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思想中一個極為重要、同時也極為真實的洞見在於：人並非作為單一或同質的存在，而是作為「複數的存在」（plurality）而存在。在《人的條件》中，鄂蘭明確指出，複數性並非一個附加的社會現象，而是人類政治生活得以成立的根本條件——正因為人彼此不同，行動、言說與公共

條件

法西斯

威脅

科技監控

自由

貧富差距

民主

威脅人多元性的因素


我們的世界，正走向孤立，還是合作？

近年來，國際秩序正面臨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挑戰之一。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逐步走向高度集權與民族主義動員的威權體制，對內持續加強對異議人士、藏人與維吾爾人的系統性壓迫，對外則以軍事、經濟與政治手段擴張影響力，並不斷對民主自由的台灣施加威脅。這種結合極端民族主義、

Donald Trump

民主國家

民主自由

人道危機

維吾爾人

影響力

挑戰

威權

Taiwan

侵略


我們的世界，正走向孤立，還是合作？

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競爭邏輯下，功績主義逐漸被自然化為評價個人的核心標準。個體被期待持續自我優化、強化生產力，彷彿連休息都必須轉化為「提升效率」的一環。這套價值不只存在於企業組織，也深刻滲透至學術界、自媒體、自由工作者乃至自學生的生活日常。成功被視為完全由個人努力所構成，而失敗則成為個人缺乏自律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