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的錢包被偷了。 事件發生在我們部門的休息室，一個被視為「安全地帶」的地方。我的錢包只是短暫地被遺留在桌面，半小時後回去，裡頭的現金已不翼而飛——不是少個零頭，而是超過一半的金額。 我第一時間向主管反映，她卻回應：「你自己不小心，怎麼能怪別人偷？」 這句話我至今難忘。語氣平淡、理直氣壯，好像偷竊這件事，不是錯，而是一種可以被原諒、甚至被理解的「機會教育」。我的失誤，成了整場事件唯一被拿出來檢討的對象。 我拒絕接受這樣的邏輯，於是選擇往上反映。高層回應說會處理，也間接責備了主管未即時回報。但事情沒有因此得到解決——主管開始對我口出怨言，反問我：「為什麼你的疏忽，要讓我來承擔責任？」 我從來沒有否認自己的一時疏忽，也從未說過我一點錯都沒有。我唯一質疑的是：難道我們可以因為受害者犯了錯，就否定加害者的罪？ 這件事在部門內漸漸傳開。我建議安裝監視器，卻迎來同事的抱怨與反對。他們說，這樣「讓人不自在」；也有人說：「大家共事這麼久，怎麼可以彼此猜疑？」 那一刻，我真的在心裡反問：如果今天丟錢的是你，你還會這麼說嗎？你們的「共識」是不是只是因為自己沒受害，所以能夠裝作沒事？你們既然這麼寬容，不如直接把錢擺在桌上奉上，省得小偷費事。 更讓我感到震驚的，是有些人開始責怪我「把事情鬧大」、「不夠團隊合作」、「過於敏感」。在這些指責與冷眼之中，我不得不懷疑：小偷是不是就在你們之中？又或者——你們早已知道是誰，只是不願說破？ 這不是第一次有人失竊，只是以往的金額小，被偷的人也選擇沉默。這一次，我選擇不一樣的做法：報警、要求查監控、屢次向上級舉報。因為我清楚，如果我們繼續視而不見，那麼這個小偷只會越來越大膽。 這筆被偷的錢，數目不算小，足以支撐我一個月的伙食。有些人卻說：「你沒有一點儲蓄嗎？至於這麼激動嗎？」這些聲音從未真正關心我失去了什麼，只在潛意識中指責我「大驚小怪」。但我想說的是：問題從來不是那筆錢，而是我們之間，闖進了一個賊，而你們選擇不去看他。 我曾向高層反映此事，他們私下承認：「這一定是內部人員幹的。」的確，所有的盜竊事件都發生在大家最忙碌的時間，每次偷的都不是全部，只是部分，從10%、20%，漸漸成長到如今的70%。這是一個精於觀察、擅長拿捏人性的內賊。 而他之所以能得逞，是因為整個體制早就幫他鋪好了路： 管理層選擇責怪受害者； 同事選擇「息事寧人」； 沒人願意真的調查； 所有人都假裝沒事。 某天我質問主管：「我把錢包留在桌上，是我的錯。那你覺得，小偷的行為是對的嗎？」她沉默了幾秒，最後只丟下一句：「我相信蒼天有眼，報應來的時候會放過誰？」 這句話聽起來像安慰，其實只是無力的退讓。我知道她身為基層主管，沒有實權、沒有資源，甚至連選擇相信誰的自由都沒有。她試圖以某些方式彌補，例如安排副主管「在休息室辦公」，試圖震懾潛在的小偷。我感謝她的努力，但心裡明白，這些都是暫時的補丁。 最終讓我感到無比陌生的，不是那個不知身在何處的小偷，而是那些每天和我一起上下班、吃飯、談笑的同事們。他們對這件事的冷淡、反感與輕視，才是真正讓我徹底失望的原因。 原來，我們之間闖進的，不只是小偷，更是沉默、冷漠和對錯是非的混淆。 我曾經以為，同事之間的信任是默契，是習慣，是同舟共濟的結果。但我現在才明白，當集體選擇漠視不義，那麼最危險的不是小偷，而是我們早已習慣了他的存在。 我無法保證他會被繩之以法。但我想說： 願那名小偷早日落網，早日受罰。若人間法網奈何不了你，願你終生無安，一輩子背負著你偷走的東西，寸步難行。 因爲我相信：天道好輪回，蒼天饒過誰？

還在值班的普通人
這些不是故事
一切所寫純屬逃生

内部盜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