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命走到盡頭時，我們會想用什麼標準來評斷我們所度過的一生呢？
我們當然可以依據自己賺了多少錢，貯存了多少物質財產來做為評價，但是，就像一部戲劇著名的台詞所說的：你不能把它一起帶走！如果我們什麼都帶不走，那麼唯一真正重要的，就是我們留下了什麼！
這段話是「紅色牧人的綠色旅程」作者霍華李曼所寫的，他曾是美國大型畜牧場的經營者，可是他在自己脊椎腫瘤差點癱瘓後，挺身而出揭露了畜牧業的黑暗真相，並且深自反省：「我們是否已盡力為後代子孫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世界上的樹木是否比我們出生前還多？空氣是否更新鮮？水源是否更潔淨？人們是否過著更長久、更健康的生活？飢荒是否更少？這個世界是否是一個更和平的地方？」
我相信我們辛苦的工作賺錢無非是希望我們及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可是當我們不擇手段賺錢，是否得到完全適得其反的結果？為了錢殘害環境，禍延子孫？即便留下一點錢，剛好可以讓孩子上醫院治病。
那麼到底什麼是我們可以留給下一代最好的遺產？
從生態經濟學的分析可以知道，一塊原始大自然對人類萬物，長遠上是價值最高的，可是一旦經過人為開發，即便短期可以獲得經濟或物質上的利益，但是每一年、每一年它的價值會遞減，終究比不上保留完整的自然野地。同樣的假如有一筆預算，若我們買一樣流行商品服飾，很快會老舊丟棄，但是當我們種下一棵樹，就是在投資未來，創造子孫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霍華李曼揭露工廠化的畜牧業為了追求獲利、提高產量，餵食牛隻的是含有高劑量農葯、生長激素以及多種動物屍體磨碎而成的飼料，畜牧業對人類以及我們賴以為生的環境與土地已造成難以彌補的嚴重影響和傷害。
因此他很嚴厲地提醒：「在一個被毒化的星球上，人類是無法長久生存下去的，一個環境保護者吃肉，就好比一個自稱為慈善家的人卻對慈善事業一毛不拔一樣令人存疑。」
記得幾年前也曾替「糧食戰爭」寫過導讀，也因為這本當年的公務員選書而到過二十來個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演講有關糧食問題，也很感慨其實大多數人並不知道自己究竟每天吃下什麼東西，這些東西從那裏來，造成世界什麼影響？
全世界所有人類的生活，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了非常巨大的改變，首先是將生產砲彈炸葯的軍需工業直接改成肥料農葯殺蟲劑的工廠，開始了單一作物大量栽種的所謂「綠色生產革命」。
之後再加上科技的高度進展與全球化的推動，人類的生產與消費就逐漸脫離了與自己生活土地與環境的關係。我們曾經以為，可以用低廉的價格買到各式各樣的東西，擁有一大堆物品能夠為我們帶來幸福與快樂，但是，結果並不是當初我們所想像的，甚至我們每個人愈來愈不快樂，壓力愈來愈大，人與人也愈來愈疏離。
工廠製造的東西當然不是無中生有，我們消費後剩餘的垃圾也不會憑空不見，人類科技與生產模式阻斷了整個地球的自然循環，所累積的問題已快達臨界點，我們這個物質文明能不能持續下去，危機似乎也迫在眉梢。
我們勢必要再發動一場革命，不只是為了我們後代子孫，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快樂與幸福，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邪惡帝國，不是黑心大企業，而是革我們自己每個人的命，也就是要改變的是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的生活習慣與價值觀，幸好這個革命不血腥、不沈重，反而會是如惠雯所說的，是輕盈、溫暖，而且有歡笑。
這場革命的起點就是我們的餐桌，透過飲食的選擇，看到食物與環境的關係，進而找到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然後才有可能建構人類文明永續之路。
不過因為我們這二十年已身處全球化世界，當全世界大部份人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就像美國人一樣，在碧草如茵的草坪中有獨棟豪宅且有多個車位，進進出出開著車子，到24小時開放的購物中心採買來自全世界的物品…..我們都知道，要指責別人，打倒有形敵人比較容易，要改變自己是非常困難的，因此，這場幸福革命雖然惠雯似乎說得雲淡風輕，但是今天大家會認同這個觀念，也了解這個目標真的是可行的，這一切可不是簡簡單單就能自己出現的。
這些年我經常在各個公務員訓練中心與中央機關講授「永續發展與環境倫理」的課程，我一定會跟那些有權力分配資源決定政策的政府官員強調，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台灣要能永續發展，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我們生存基本所需的糧食與物資能夠維持一定的在地生產，當全球化的大量生產與運輸中斷時，我們二千三百多萬人口有沒有辦法在台灣活下去？
也常常有很多民眾問：「為了環境，為了後代子孫，我可以做什麼？」
答案很簡單，而且每一個人真的可以做得到，就是從我們每天的飲食做起，當我們舉起筷子的時候就可以當個保護環境的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