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看似不熟悉的名字，他的歷史角色有何重要？以香港高中的文憑考試為例，整個魏晉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歷史，唯一被列入課程的君主，就是北魏孝文帝。北魏孝文帝有何功績而被高度重視？作為鮮卑族的中原君主，孝文帝推行了大規模的漢化運動。
讓我們再強調，孝文帝的功績是推行「大規模」的漢化運動。從現實的角度，一個佔少數的民族，移居至另一文化的民族中生活，他們被同化是自然的。例如西晉時期的匈奴族領袖劉淵，他對儒家經書有相當的學習心得。至於魏晉南北朝中期興起的北魏，早期君主太武帝已推行崇儒政策，開辦太學。因此，孝文帝不是獨具慧眼，推出驚天動地的改革，而是順應歷史趨勢，推行具有規模及全面的改革。這樣的評價對孝文帝沒有絲毫貶意，因為這樣的改革同樣需要膽量，需要魄力。孝文帝推動漢化改革，可以分為前後期。前期主要是推動漢化制度，從而把鮮卑遊牧文化帶進農耕文化。
其中最重要的是推行班祿制度，官員按其職級 (班) 領取固定的薪俸 (祿)。在遊牧文化下，在戰爭中取得物資作為個人獎賞，是合乎情理，但在農耕文化下，這些行動變成貪污舞弊，因此，孝文帝頒令推行班祿，禁止「貪污」，並以嚴刑懲治貪官。
此外，孝文帝又把胡漢並行的官僚架構加以整理，廢除鮮卑的官職名目，一律改用漢制，與南朝的漢人政權基本一致。孝文帝又推行禮制改革，棄用鮮卑傳統的巫師主持祭祀，改用合乎需家的祭祀儀式。孝文帝又實施均田制，鼓勵鮮卑百姓開墾荒地，又推行租庸調制，既令百姓的賦稅有所依據，也保障政府收入來源。
孝文帝推行漢化，分為前期和後期，轉捩點是遷都洛陽。當北魏成為中原的統治者，原有首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 便顯得失色。平城位處北方邊塞，人口稀少，天氣嚴寒，相對於中原的洛陽，是中原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遷都洛陽，反映了孝文帝的壯志，以洛陽為政治中心，不但有效管治北方，更為統一天下打好基礎。因此，孝文帝獨排眾議，於公元493年，以南征為藉口，強行遷都洛陽。
改革前期的重點是制度變革，後期的重點是移風易俗。鮮卑傳統服飾是短衣窄袖，以配合遊牧生活，孝文帝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漢族的寬衣闊袖，並推動漢族的衣冠禮儀，以達分辨社會地位的效果。
孝文帝還推動多項日常生活的漢化。孝文帝規定三十歲以下的解卑族使用漢語，禁用鮮卑語。孝文帝又禁止洛陽居住的鮮卑人死後歸葬邊塞，必須安葬洛陽，以示洛陽為其鄉土。孝文帝又禁止使用鮮卑原有的複姓，改用漢族姓氏。如皇族拓跋氏改姓元，貴族獨孤氏改姓劉等。孝文帝又提倡胡漢通婚，並迎娶出身於漢族四大望族女子為妃嬪。
孝文帝的改革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似乎沒有一致的答案。如果漢化的重要任務是讓鮮卑人融入漢族文化中，這場改革是成功的。鮮卑人擺脫原有的遊牧文化，徹底被漢族同化。無論是貴族還是百姓，能夠在一個相對融洽的社會中生活，不但長期有助於民族融和，而且對當時北方的經濟和社會都帶來發展的機會。
但從北魏政權來說，漢化似乎帶來弊多於利。孝文帝推行漢化，帶來政府組織的強化及經濟能力的提升，維持了相對於南方的北方優勢。但漢化卻動搖了北魏政權的根基，孝文帝死後35年，北魏政權瓦解。
漢化遇上很大的阻力。太子元恂抗拒漢化，企圖逃離洛陽，結果被賜死。邊塞六鎮，未能分享漢化帶來的好處，發動軍事叛變，最終被平定。保守的鮮卑元老不滿改革，與漢族出身的大臣長期不和，更有批評認為農耕生活令鮮卑族失去勇武之風。因此，漢化運動有利於民族長期利益，卻有損北魏政權的當前利益。
但這樣的評價是否與漢化的背景不協調？既說改革是歷史趨勢，又說對改革的反對聲音不絕。或許可以從兩個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其一，任何改革都有機會損害既得利益者，如何安撫而堅持改革是一種政治智慧。孝文帝多次巡察北方以示安撫，但收不到預期效果。其二，漢化是大趨勢，但跟強行漢化是另一回事。即如今天很多香港人崇尚日本文化，這是文化互動過程中的結果，如果政府強行推動日本化就是另一回事，不能混為一談。
或許，孝文帝的過失，不是「漢化」，不是「全面」漢化，而是「強行」漢化。北魏孝文帝的漢化運動，動搖了北魏政權，漢化措施最終似乎也沒有全面貫徹，但胡人漢化仍然是大勢所趨，漢族同時吸納了不少胡族文化，主流的評論認為，漢胡的融合，更是隋唐盛世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