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慘劇，也是世界的慘劇。用完全合乎法律程序、不至於反人類罪的手法，即可將曾經的亞洲法治模範生逼入絕境。港人抗爭在中共的邪惡面前，不過是揚湯止沸而已。原本還想著初選過後，或許可以辦一場實體活動，跟本專頁的讀者們交換接下來的想法，現在看到香港這樣，實在也沒有心情。
我先來講個，與香港「有點無關」的故事好了。現在的國家人權博物館，其中一處管理場址在景美人權園區，那是過去警總關押政治犯的場所。我去參訪過幾次，慘白的主色調配上監獄配置，讓參訪者可以想像專制軍事國家的壓迫。裡頭有些小房間，整個空間鋪滿海綿墊，那是預防犯人撞頭自殺之用。
幾年前，我在某場活動認識一些中國人。這些中國人多少有接觸人權工作，其中一位特異獨行，與其他中國人有點距離感。後來我才知道，那位是貨真價實的政治犯。有別於林義雄這類台灣民主前輩，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正在被監控」的政治犯。
政治犯，並不只是被登記列管而已。那位政治犯成為政治犯的日子，正搭乘長途臥舖火車，半夜突然被「國保」（中共公安一種，全稱『國內安全保衛』，舊稱『政治保衛』）打開艙門，用手電筒照醒，之後就被帶到某個不知所在的地方。沒記錯的話，他被關押了月餘，就是被關在有海綿墊的房中，隨時有兩位監視人員在側。
那位政治犯之所以被抓，是因為跟同時期被捕的維權律師交好；而他之所以跟其他中國人有距離感，並不是因為有過節，而是其他人知道這個人是政治犯，心裡有揮之不去的緊張。這些中國人能夠來到台灣也是煞費苦心，尤其那政治犯儘管被釋放、也能出境來到台灣，但他的行蹤仍是被高度監控的。我參加那場活動時，全員禁止使用手機，便是考慮到中國參與者的安全。
這場「初體驗」的幾年後，發生了李明哲事件。看見新聞的當下，雖然不焦慮，心底卻也瀰漫起不安感。再過兩年，發生了現在香港的「反送中」。中共已經不演了，決定直接把手伸入香港，將恣意捕捉境外人士的權力法制化。
如果你見過台灣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如果你親眼見過赤色中國如何對付人民，必定會焦慮、會不安，但不僅止於此——我們更會憤怒、會憎恨，我們更應該生出毀滅敵人的勇氣與信心。誠如在去年敗選後，我在第一時間鼓舞讀者的話：我主張我們應該要憤怒、憎恨，要致力於毀滅國共。
我們的建國戰爭，必須對抗且消滅地球最邪惡的兩大政治力量（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這不僅僅是為了我們，也是為了西太平洋的和平與繁榮。後來我看到蔡總統終於把醞釀已久的「美國牌」亮出來，並且宣示我們必須成為「區域的貢獻者」，我是非常、非常感動的。
除了感動之外，我也有擔憂，因為戰爭必然有重大傷亡。就算台灣人幸運至極，僅憑無硝煙戰爭就能建國，要付出的成本也絕對高昂。但在危險與恐懼來臨時，必須保持勇氣，正面迎擊。如邱吉爾所言：
「一個人絕對不可在遇到危險的威脅時，背過身去試圖逃避。若是這樣做，只會使危險加倍。但是如果立即面對它毫不退縮，危險便會減半。」
當然，這並不是說港人抗爭的立即危險減少，但比起警棍與子彈，任憑欺凌、亡族滅種、萬世蒙羞的下場更加淒慘。港人蹉跎了二十年，終究選擇挺身而出。警犬、警棍、催淚瓦斯、子母彈，甚至是真槍、坦克，僅僅是生死的恐懼無法阻止港人，因為他們曉得不抵抗，將是活著受罪的萬代卑屈。
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台灣應該怎麼做？僅僅身為一個平民，我能夠怎麼做？
盯著直播看、發文分享，這是本來就會做的事情，但是我們更必須要向親友溝通，要最大限度發揮出對抗國共的力量。已經沒救的鋼鐵韓粉必須放棄，因為效益太低，但是淺藍、中間選民、政治冷漠的老百姓、甚至是泛綠的公嬤呢？
顯而易見的是，我們毫無分裂的本錢。
香港一百萬人上街，在專制北京眼中根本只是個屁，分化、鎮壓、收買、屠殺，沒有什麼是北京做不出來的。倘若台灣被併吞，台北或高雄有三百萬、五百萬人上街，那都於事無補。如果今天台灣的民主都能淪陷，在中國統治下遊行抗議又豈會有意義？
香港的慘劇，是世界的慘劇；台灣若淪陷，這個世界再也沒有可靠的自由可言。
初選的民調，最快明天中午就會出爐。大家要明瞭真正的敵人是國共，無論此前有何怨懟，從現在開始，任何不信任國共的人，都是我們要爭取攏絡對象。請務必停止嘲諷公嬤，就算該處理、該整頓，對象也是那些造謠中傷的吳祥輝、彭文正，以及辦事不力的卓羅體制。任何呼吸自由空氣的公民，皆是我們的同胞手足，都是我們在戰爭中不可或缺的夥伴。
賴前院長絕非壞人，即使我初選支持蔡總統，但我也真心相信他「壯大台灣」的信念。（在我看來，賴深受支持他的奸人所累。）而蔡總統更不用說，總統一路以來承擔太多太多了，但無論國共有多少中傷與算計，總統都持續前行。
敏銳的讀者肯定已經注意到，總統這幾天拜訪完各大網路公司，美國情報單位也已經來到台灣。總統一直是大選的格局，不只是大選，總統與國安體系已經準備對付侵略者的滲透與威脅。我們這些自由的公民，必須作總統的後盾，不可分裂，必須團結。團結內部、聯盟外國，我們必須毀滅國共，守護自由的世界。
原文發表於 2019年6月12日 原文傳送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