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悶，何以解鬱？喝杯咖啡逗貓玩吧。
＊＊以下是2009發表在報上的文章＊＊
以巴衝突超過一星期了，死了幾百人，台灣媒體彷彿事不關己，裝聾做啞的靜默比砲彈聲更震耳欲聾。以軍用空襲和地面部隊回應哈瑪斯的新一波攻擊，加薩走廊的民眾走在街頭，時時會有砲彈從空中飛來，比電玩遊戲更瘋狂的世界，令人覺得台灣其實相對幸運。
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屍骨未寒，某些論者雖無力否定他在九○年代初期發表的《文明的衝突》，已經急著解構其本人。然則，文明衝突的論點奠基於冷戰結束以後，許多地區強調本土性與獨特性反而造成新衝突的事實，在這紛亂的議題上急著選邊站———將九一一事件歸責於布希父子與海珊和賓拉丹之間的個人戰爭，將哈瑪斯稱為「自由鬥士」，將以巴衝突改名「野蠻的衝突」，卻忽略類似以巴的矛盾其實已根深柢固在平民老百姓的意識形態———只會離核心越來越遠。
其實，真正把文化認同與移民、移工大辯論的議題舉到檯面中心的正是杭亭頓的學說，而非炒作淺層地域特色以牟利的投機分子。誠然，杭亭頓的論點是悲觀的，因為左派的共產主義與右派的自由市場式全球化都難以藉由經濟一元性去弭平認同差異所造成的衝突。
認同與差異很大成分是基於自我想像而來，對自己的正面想像，常意謂著排他性的敵我之辨。是否因這敵我之辨的人性缺憾，使得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在不同時空都響徹回音？在美國是《西城故事》，到了以色列，成了依丹福克斯的電影《泡沫》（台譯《泡泡公寓四人行》）。
戰爭或爭執裡的認同問題離台灣很遠嗎？《海角七號》想處理，卻失之浮面的就是戰後在台日僑的認同。傷痛的不是那幾封情書，而是戰勝國不將敗國僑民視為自己人，而回到日本又可能被當作台灣人。若《海角七號》運用影像的力量在這謎團中梳理出頭緒，到金馬獎、金球獎、金像獎等場合去說服評審就容易些，但商業放映版本裡最搶眼的角色———類黑道的代表會主席和類丑角的茂伯———把這部片妝點成了搖滾版的《魔笛》，成了老少咸宜的音樂愛情童話，恰恰牴觸島內搖滾界高喊革命、高唱改變世界的「主流反骨」。所以，當現實中的「阿嘉」迫不及待到台北開了演唱會，連「遠離台北」和「城鄉對立」的假文本也輕而易舉擊破了，使這部電影更難從作者論的角度去評析。
二○○九是個不幸的年代，卻非不幸到喪失堅韌的時代。南北戰爭時期，美國詩人朗費羅寫過一首《耶誕鐘聲》，全詩七段，他在耶誕節的鐘聲裡聽到「咒詛的黑唇裡，南方砲響如雷貫耳」，可是朗費羅沒有放棄堅韌的夢想，七段詩的最後一句都是「大地和平，全人福祉（peace on earth, good-will to men!）」
每思及南北戰爭，總覺得美國何其幸運，有位領袖敢忤逆半個國家老百姓的獨特性、意識形態和即期利益，賭上政治生命、付出重大犧牲去追隨更大的價值。在這個強調個人主義、去中心化與解構才是王道的年代，這樣說雖有點刺耳：仍要祝福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能找到眼光遠大、超越選舉與派系鬥爭的領導人，以締造容忍的、互不否定的天堂。
同樣的話，也祝福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