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之一、《金剛經》的沿流
1.《道行般若波羅蜜經》道安序、云：「⋯ 佛泥洹後，外國高士抄九十章、為《道行品》。
桓靈之世，朔佛齎詣京師、譯為漢文，⋯；然，經既抄撮、合成章旨，音殊俗異、譯人口傳，自非三達、胡能一一得本緣故乎？由是《道行》頗有首尾隱者，古賢論之、往往有滯。
仕行恥此、尋求其本、到于闐乃得，送詣倉垣、出為《放光品》；斥重省刪、務令婉便，若其悉文、將過三倍，善出無生、論空持巧，傳譯如是、難為繼矣。
二家所出、足令大智煥爾闡幽；支讖全本、其亦應然，何者？抄經刪削、所害必多，委本從聖、乃佛之至戒也。⋯」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七、《道行經》後記第二、云：「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陽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薩竺朔佛，時傳言、譯者、月支菩薩支讖，時侍者、南陽張少安南海子碧，勸助者、孫和周提立。⋯」
《道行經》(全名《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 之譯：竺朔佛口授原文，支讖傳言其意、並譯為漢語，孟元士筆受。
所謂「支讖全本」，依道安之見，《道行》之底本不全、《放光》之底本方為「全本」，即視《道行》底本為《放光》底本之「抄撮」。
「抄撮」有二意：一者，摘取重點、簡略編輯之意，道安以為：《道行》係由「外國高士抄九十章」而成，非九十章之全本、屬摘錄、簡編之作；二者，傳譯時，遇難解處、動輒略過之意，道安以為：經意「頗有首尾隱者」、乃「音俗殊異」、斟酌「非三達」所致。
然，上論未必盡洽，蓋：一者，二經底本、非同梵本之完整與摘要關係；二者，傳言口譯既同為支讖一人，若非其漢言未臻嫻練、或筆受者不詳審反詰，則誤譯空間有限。
實則，《放光》(當《二萬五千頌》) 與《道行》(當《八千頌》) 不同，屬中品般若，其異譯、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光讚般若波羅蜜經》(竺法護)；又，《光讚》僅當《放光》九十品中、最初三十品。
又查，支讖譯《道行》、多援道語，如將「如」為「本無」(鳩譯小如品、支譯照明品)，將「生」為「守」(鳩譯泥犁品、支譯泥犁品)，將「顛倒」為「悔還」、「離相」為「恍忽」(鳩譯迴向品、支譯漚惒拘舍羅勸住品) 等，雖順漢俗、畢竟失於佛教超越之旨。
2.
《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支讖傳第二、云：「支讖、本月支國人也，⋯ 漢桓帝末、遊于洛陽，以靈帝光和中平之間，傳譯胡文、出《般若道行品》、⋯
⋯ 沙門竺朔佛者、天竺人也，漢桓帝時，亦齎《道行經》來適洛陽，即轉胡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
支婁迦讖 (lokakṣema)、月氏 (支) 人。
大月氏西遷，其貴霜部統一諸部、建貴霜帝國 (Kushan Empire)，版圖涵蓋今阿富汗東部與巴基斯坦北部之犍陀羅地區、南至印度北部、西至伊朗東部、北至中亞，使用犍陀羅語 (Gāndhārī)、俗梵語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此時在位者、為迦膩色迦一世 (Kaniṣka I) 及其繼任者胡維什卡 (Huviṣka)，而般若系經典，極可能皆以俗梵語、而非純梵語寫成。
桓帝末年，支婁迦讖遊至洛陽，是時，竺朔佛亦齎梵本《八千頌》來詣洛陽，遂於靈帝光和二年 (179)，竺朔佛口授，支婁迦讖傳言、譯為《道行經》，其異譯、為《小品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大明度無極經》(支謙)。
支譯是否據自犍陀羅語底本？查，西元2004~2005 年間、由Harry Falk 自私人藏家取得、出土於巴基斯坦巴扎爾 (Bajaur) 地區、依碳-14 判定年代約西元75 年的犍陀羅語殘片、數量過少 (聲稱相當parivarta 1 與parivarta 5 之殘段，但無品名、且文句比對呈低度重疊)，並不足以證明、其內容確屬《八千頌》，故無法論定支譯底本屬之；該研究似忽略當時亦使用俗梵語之事實。
比對支譯《道行經》與鳩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品數及次序大致相符，但品名不諧、內文尤為參差，且支譯文質意塞，然終無大差，可判為《八千頌》之異譯；意味：支婁迦讖與鳩摩羅什所據底本應源自同一梵本系統。
3.
《出三藏記集》卷七、《放光經》記第三、云：「惟，昔大魏頴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學道為沙門，出塞西至于闐國，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
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晉字法饒送經胡本至洛陽、住三年，復至許昌二年，後至陳留界倉垣水南寺。
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眾賢者皆集議，晉書正寫，時執胡本者、于闐沙門無叉羅，優婆塞竺叔蘭口傳，祝太玄周玄明共筆受。⋯」
朱士行非如記言、於「甘露五年、出家學道為沙門」，乃從曇柯迦羅、於嘉平年間 (254~257) 受羯磨戒為比丘，後因感《道行經》文意隱質，方於魏甘露五年 (260) 西至于闐 (今新疆和田)、求得全本。
此見慧皎《高僧傳》卷一、曇柯迦羅五、載：「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 以魏嘉平中、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 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自明。
朱士行於于闐歿後，弟子法饒 (弗如檀) 將梵本齎至洛陽 (282)，無叉羅口授，竺叔蘭傳言、譯為《放光般若波羅蜜經》(291)。
此處不免有疑：何以朱士行僅抄錄《二萬五千頌》、而未抄錄《金剛經》之梵本、令弟子齎回洛陽耶？
若主：朱士行至于闐時 (260)、當地尚無《金剛經》，鳩摩羅什時 (344~413)、卻倏然現於龜茲，極不合理，蓋，佛典傳播之路徑、乃由印度、經巴基斯坦北部與阿富汗東部 (古犍陀羅地區)、再往中國西域，龜茲 (Kucha)、于闐 (Khotan) 既位於塔里木盆地 (Tarim Basin) 之北緣南緣，為絲綢之路北道與南道必經，則《金剛經》僅傳至龜茲而不至于闐、似無可能；故，或是朱士行未能親睹，而非于闐當時無有也。
西元1892 年，新疆和田 (古于闐) 居民於佛教遺址中掘得陶罐，內有質地為樺樹皮、包含《法句經》部分偈頌之寫片，語言為犍陀羅語 (Gāndhārī)、文字為佉盧文 (Kharoṣṭhī)；其後分售歐洲藏家，末藏於法國巴黎及俄羅斯聖彼得堡博物館，再由學者John Brough 校勘對譯、出《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1962) 一書。
依碳-14 判定、該等寫片之年代約在西元180~220 年間。
此項考古發現、打破過去認為佛典皆以巴利語 (南傳) 或梵語 (北傳) 書寫並傳播之既定思維。
欲判定竺叔蘭《放光般若波羅蜜經》所據、究為梵本抑或犍陀羅語本，具體方式、即與鳩摩羅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逐品對讀。
對讀結果，二者品名雖別，品數、內文則高度一致，為《二萬五千頌》之異譯；意味：竺叔蘭與鳩摩羅什所據底本、為同一梵本。
顯示：朱士行至于闐時 (260)、既已有《二萬五千頌》，則龜茲亦無需俟至鳩摩羅什時 (344~413) 方能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