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傳說覆蓋的人
楠木正行這個人，比他的父親正成更加難以捉摸。
正成至少還有若干同時代的史料可供參照。他在建武政權中擔任要職，在京都生活過，認識他的人不少，關於他的即時資訊也被相當程度地記錄下來。但正行不同。關於這個人的同時代史料，少得令人絕望。
提起楠木正行，人們大概會想到三件事：攝津櫻井驛站與父親的訣別（所謂「櫻井之別」）、與辯內侍（據傳為後醍醐天皇側近日野俊基之女）的悲戀、以及正平三年（一三四八年）四條畷合戰中的壯烈戰死。
這三個故事構成了正行在世人心中的形象。然而，我必須指出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前兩個故事，只見於《太平記》等後世撰寫的史料之中。
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知的楠木正行，幾乎完全是《太平記》塑造出來的人物。
這並不意味著正行不存在，也不意味著他的事蹟全是捏造。問題在於，我們無法分辨其中哪些是史實、哪些是文學創作。正行長大成人之後，從未踏足京都一步。他一直留在河內和吉野的山中。因此，關於他的資訊極為匱乏，《太平記》的作者在描寫他時，能夠依據的不過是零星的傳聞和自己的想像。
這一點，與他的父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成在京都有宅邸，出入於後醍醐天皇的左右，參與政權的運營——他是一個活在「中央」的人。而正行，自始至終都是一個「邊境」的人。
但即便如此，不參照《太平記》便根本無法探討正行的一生。因此，以下的敘述將在引用《太平記》的同時，盡可能以有限的同時代史料為線索，去尋找這個被傳說覆蓋的人的真實面貌。
二、櫻井之別
我想先從那個最著名的故事談起。
延元元年（一三三六年），湊川合戰前夕。正成從京都南下兵庫，途經攝津西國街道上的櫻井驛站時，將年僅十一歲的嫡子正行叫到面前，給予遺訓後令其返回河內——這就是所謂的「櫻井之別」。能劇和唱歌都取材於此，年長一輩的日本人幾乎無人不知。可以說，這個場景就是正行的代名詞。
然而，這個故事是《太平記》的創作。
這一點，古來便有學者指出。而且，被指定為國家史蹟的「櫻井驛跡（楠木正成傳說地）」（大阪府島本町）在進行考古發掘時，並未發現任何與當時街道上的驛站相關的遺構。也就是說，「櫻井之宿」這個地名本身，很可能就是《太平記》虛構出來的。
我曾到島本町去過。那是一個位於大阪府和京都府交界處的小鎮，夾在天王山和淀川之間，山崎蒸溜所就在附近。鎮上確實立著「楠公父子訣別之所」的石碑，但周圍是安靜的住宅區，完全看不出中世紀驛站的痕跡。
站在那裡，我不禁想：《太平記》的作者為什麼要創造這個場景？
答案大概很簡單。因為正成在湊川戰死了，而正行活了下來。在敘事上，需要一個父子訣別的場面來銜接兩個人的故事。「櫻井之別」是為正行的登場所準備的序曲，是文學上的必要，而非歷史上的事實。
但文學的力量是可怕的。這個虛構的場景太過動人，以至於七百年來，人們寧可相信它是真的。
三、年齡之謎
順便談一談正行的年齡問題，因為這件小事恰好說明了《太平記》對正行的了解是多麼有限。
《太平記》一方面說正行在建武三年（一三三六年）時十一歲，另一方面又說他在貞和三年（一三四七年）時二十五歲。前者推算，正行生於正中三年（一三二六年）；後者推算，則生於元亨三年（一三二三年）。兩者相差三歲。
這個矛盾看似微不足道，卻意義重大。它說明《太平記》的作者連正行的確切年齡都不清楚。對一個人物的年齡都把握不準，遑論其性格、思想、行為的細節。
不過，無論採用哪個數字，正行在四條畷合戰中戰死時，大約是二十三歲到二十六歲。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記住這一點，對於理解此後的故事很重要。
四、出發
正行在同時代史料中首次出現，是曆應三年（一三四〇年）四月。
這一年，他向楠木一族的氏神——千早、赤坂的建水分神社（大阪府千早赤阪村）奉獻了一塊匾額。匾額上的署名是「左衛門少尉正行」。左衛門少尉是左衛門府的三等官，官職不高，但對一個十四到十七歲的年輕人來說，已屬正常的任官。
我以為，這塊匾額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前一年八月，後醍醐天皇在吉野駕崩。年僅十一歲的義良親王即位，是為後村上天皇。南朝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在父親死後的那些年裡，正行的動向幾乎不見記載。《太平記》說他曾想追隨父親自盡，被母親勸阻，此後在河內臥薪嘗膽度日。又說他在延元元年（一三三六年）十二月跟隨後醍醐天皇前往吉野。
這些記載的真偽已無法考證。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正行跟隨楠木一族前往了吉野。《神皇正統記》記載，後醍醐天皇前往吉野時，「召し連れた河內國正成的一族」隨行。正行應該就在其中。
在吉野度過少年時代的正行，在後醍醐天皇駕崩、後村上天皇即位這個節點上，被正式納入南朝體制，任命為左衛門少尉。而他向建水分神社奉獻匾額——曆應三年四月八日——我以為，這是正行作為南朝廷臣和楠木一族當主正式起步的宣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太平記》記載了曆應二年後醍醐天皇駕崩之際的一個場景。南朝的廷臣們因天皇之死而陷入恐慌，在這人心惶惶之際，正行與一族的和田正氏率兩千騎軍勢，從容不迫地擔任了吉野行宮的警備，使眾人得以安心。
這個故事也未必完全屬實，但它透露了一種氛圍：在南朝，正行被寄予了厚望。人們期待著他成長為父親那樣的人物。
五、河內國司
南朝任命正行為河內國司兼守護。這是他的父親正成在建武政權下曾經擔任的職位。
不過，這裡需要做一個冷靜的說明。
當時南朝的實際支配範圍，在河內僅及於南部一帶，即所謂的南河內。讓一個年輕人擔任國司兼守護，南朝顯然不是期待他能夠圓滿地履行行政職務。他們看重的，是正行身為正成之子的名聲——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品牌效應。楠木正成曾經統治過河內，他的兒子繼承這個位置，能夠穩定南朝在該地區的支配。
正行的國司活動可以從他發出的文書中追蹤。這些文書留存在觀心寺、金剛寺、河合寺（均位於大阪府河內長野市）和西琳寺（大阪府羽曳野市）等南河內的寺院中。其內容大多是傳達後村上天皇的綸旨，命令各寺院執行所領的安堵和寄進。
根據這些文書可以判斷，南朝在河內的支配範圍，除了淀川左岸的小高瀬莊（大阪府守口市）一處之外，大致在古市郡以南。
在此，我想指出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正行發出的國司文書中，從康永二年（一三四三年）十二月到貞和三年（一三四七年）十二月之間，存在著長達三年的空白。當然，這可能只是史料保存的問題。但如果從當時南朝內部的政治動向來解讀，便會浮現出另一種可能性。
康永三年春天前後，長年在關東奔走、糾合南朝勢力的北畠親房回到了吉野。親房是一個徹底的主戰派。他回來之後，南朝的方針從與北朝、幕府和談的氛圍，急速轉向軍備擴充和積極作戰。
如果這個判斷正確，那麼正行在這三年間國司文書的空白，便可以這樣解釋：在南朝轉向主戰路線的過程中，正行將重心從行政職務（國司）轉移到了軍事職務（守護），埋頭於備戰。
換句話說，正行在蟄伏。
後村上天皇與正行年齡相近。我不知道兩人之間是否有私交，但在那個小小的南朝朝廷裡，人們都在注視著正行的成長，期待著他有朝一日像父親那樣揮軍北上。那種期待的氛圍，大概是瀰漫在整個南朝的。
正行自己呢？他大概也在等待那一天。
六、起兵
貞和三年（一三四七年）八月，正行起兵了。
初戰的目標是紀伊國的隅田城（和歌山縣橋本市），幕府方隅田一族盤踞的據點。
在此，我必須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
這個地方，正是正行的父親正成在元弘元年赤坂城陷落後銷聲匿跡、翌年再度起兵之地。而且，正行此後的進軍路線——從紀伊進入南河內，然後北上——與當年正成的路線幾乎完全一致。
這不是巧合。正行是有意識地追隨父親的足跡。
《太平記》說正行的起兵恰逢正成的十三周忌，暗示這是起兵的契機。但這不過是後世的穿鑿附會。真正的原因是，南朝和楠木一族的臨戰準備，恰好在此時完成了。不過，正行本人確實在刻意重現父親的行動，這一點是明白無疑的。
我以為，這裡面包含著一種軍事上的意圖。正成之名在畿內依然是一個巨大的符號。正行沿著父親的路線起兵、沿著父親的路線北上，這本身就是一種軍事示威——「正成回來了。」
這樣的行為，透露出正行性格中的一個側面：好戰，而且自負。他不僅以父親的繼承者自居，更以一種近乎張揚的方式向世人宣示這個身分。
幕府立即做出了反應。八月九日，動員軍勢，派遣河內守護細川顯氏和紀伊守護畠山國清前往鎮壓。但戰火非但沒有被撲滅，反而迅速蔓延。十九日，攝津、和泉、熊野的南朝勢力紛紛響應正行而起，顯氏等人疲於應付。
在此期間，幕府向延曆寺請求修持密教大法，以祈求平定正行——這與當年鎌倉幕府面對正成時的做法如出一轍。這個細節說明了一件事：在幕府眼中，正行已經成了另一個正成。
七、連戰連勝
八月二十四日，正行在河內池尻（大阪府大阪狹山市）擊敗幕府軍。
池尻這個地方，值得稍加說明。它位於從攝津平野和天王寺分別出發的中高野街道與下高野街道的合流處，是由攝津進入南河內的交通要衝。正行攻佔此地，既確保了自己從南河內向攝津進軍的通道，又封鎖了幕府軍從攝津侵入南河內的路徑。一舉兩得。
正行的軍事眼光，令人刮目。
九月，正行將軍勢推進至中河內，攻打幕府方據點八尾城。主戰場轉移到中河內一帶後，正行於十七日在藤井寺（大阪府藤井寺市）擊敗前來增援的近江守護佐佐木六角氏賴，十九日又在教興寺（大阪府八尾市）以夜襲重創細川顯氏軍。
在此，我想就八尾和教興寺的地理做一些補充，因為這直接關係到正行的軍事判斷。
北河內和中河內一帶，大和川水系的支流縱橫交錯，廣闊的陸地幾乎不存在。八尾是濕地帶中散佈著微高地的區域，教興寺則位於東高野街道以東的生駒山麓。兩地都是有限陸地中的重要據點，是幕府軍向南河內東條——楠木一族的根據地——推進時不可或缺的前線基地。
正行攻佔這兩個據點，等於是從根本上限制了幕府軍的軍事行動能力。
從紀伊起兵，到河內連勝——正行的聲勢如日中天。南朝士氣大振，甚至遠在東國的南朝方小山、小田等勢力也趁機蜂起。
我以為，此時幕府首腦的心情，恐怕與七十年前鎌倉幕府面對千早城的正成時相差無幾。如果不在這裡阻止正行，楠木的東條將再次成為反幕府勢力的磁石，就像當年的千早城一樣。更可怕的是，正行說不定會直接殺入京都。
各種不安，想必在尊氏和直義的腦海中不斷閃過。
八、住吉合戰
十月一日，幕府終於動了真格。
兼任伯耆等數國守護的山名時氏被投入對正行作戰，奉命向細川顯氏增援。一個多月後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時氏和顯氏的合併軍約六千餘騎，在攝津天王寺一帶布陣，準備與正行決戰。
結果是災難性的。
二十六日清晨，正行軍發動突襲。戰線從天王寺一路延伸到堺，住吉社以東至瓜生野（遠里小野，大阪市住吉區）一帶化為激戰場。細川顯氏幾乎未戰即退。山名時氏雖然奮力抵抗，卻失去了弟弟，自己也和兒子一同負傷，被迫退卻。
這場慘敗是決定性的。
在此，我想談一談正行的軍事才能。
細川顯氏和山名時氏，都不是庸碌之輩。後世的研究者已經指出，他們都是歷經百戰的猛將。而且，從十月時氏合流到十一月決戰，其間一個多月的時間，顯然是用來制定對正行的作戰計畫的。幕府方做了充分的準備。
但他們還是輸了。而且輸得一塌糊塗。
正行此時年紀不過二十出頭，幾乎沒有實戰經驗——至少在八月起兵之前是如此。一個缺乏經驗的年輕人，卻從一開始就壓倒了經驗豐富的老將。這唯一的解釋，便是他確實繼承了父親正成的軍事天賦。
正成的戰法是一種典型的非對稱作戰——以少勝多，以奇制正，絕不正面硬碰。正行似乎也是如此。住吉合戰中清晨的突襲，便帶有鮮明的正成風格。
但我以為，正行與父親之間也存在著微妙的差異。正成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從不冒不必要的險。而正行，從他此後的行動來看，似乎有一種更為激進、更為好勝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四條畷將把他推向毀滅。
九、幕府的恐懼
住吉合戰的敗報傳至京都，幕府的反應異常迅速。
僅僅兩天後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實際主導幕府的足利直義便向諸將下達了正行追討的動員令。同時，命武家護持僧三寶院賢俊修持大威德明王法——以大威德明王為本尊的真言密教修法——旨在調伏正行。
從動員令的速度和修法的規格，可以感受到直義的焦慮。正行已不再是畿內的局部叛亂者，而是幕府必須傾全力應對的大敵。
追討軍的編成，也反映了這一判斷。
大將，是室町幕府初代執事高師直，以及其兄弟師泰。統率的軍勢，是從東海、東山、中國、四國二十餘國動員而來的大軍。河內、和泉的守護也從細川顯氏替換為師泰。
高師直這個人，我在此需要做一些介紹。
師直自倒幕戰爭以來便跟隨足利尊氏南征北討，是尊氏麾下最能打的猛將。建武五年（一三三八年）五月，他擊敗了南朝的難敵北畠顯家。對南朝而言，師直是不折不扣的宿敵。
十二月十四日，追討軍離開京都。師泰先行出發，十八日在淀（京都市伏見區）與師直合流後，移師八幡（京都府八幡市）。兩軍在八幡越年。
貞和四年（一三四八年）正月一日，師直、師泰的兵力已膨脹至一萬餘騎。
在此之前的數日裡，京都一帶軍兵往來不絕，氣氛極度緊張。而這一切動向，正行一方都在密切監視。
十、大塚惟正的書信
有一份文書，生動地展現了正行一方此時的備戰狀態。
那是楠木一族、南朝和泉守護代大塚惟正的書信。師泰軍出發的兩天前——十二月十二日，惟正向管轄下的和泉武士和田氏發出命令：幕府軍已於十一日離開京都，命和泉武士向攝津渡邊（大阪市北區、中央區）一帶集結，準備迎擊；和田氏也應立即整備軍裝，動員領內的百姓持盾前往。
這份書信透露了幾個重要的資訊。
第一，南朝方對幕府軍的動向掌握得幾乎是即時的。師泰軍實際出發的日期雖然比惟正所掌握的資訊晚了兩三天，但這個誤差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已經相當精確了。
第二，南朝方預判幕府軍將沿淀川南下，經渡邊、天王寺、住吉、堺等地進入南河內——這是此前幕府軍常用的路線。因此，他們選擇在渡邊一帶布防迎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惟正在書信中告訴和田氏：「今度的合戰，雖然我總是這樣說，但這是決定我們存亡的大事。」
原文是「こんとのかせん、いっと申候なからせんとにて候」。其中「先途」一詞，意為「決定成敗存亡的關鍵時刻」。
這句話非常重要。它說明正行一方並非只是把這次戰鬥視為又一場普通的交鋒。他們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一場關乎南朝命運的決戰。
但——請注意——這裡面沒有任何「抱必死之心」或「玉碎覺悟」的意味。
惟正的語氣是緊張的、鄭重的，但絕不是絕望的。他在做戰前動員，不是在寫遺書。
這一點，與《太平記》所描繪的正行形象截然不同。
十一、《太平記》的正行——以及真正的正行
在此，我想花些篇幅來討論《太平記》對四條畷合戰前夕正行的描寫，因為這是理解正行這個人物的關鍵。
據《太平記》記載，正行在得知師直大軍集結的消息後，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率一族郎等前往吉野，拜見後村上天皇，告別之後，帶著一百四十三名將兵前往如意輪堂的後醍醐天皇陵。在那裡，眾人誓約此戰不退一步、戰死沙場。正行在如意輪堂的壁板上題寫了辭世之歌：
「返らじと かねて思へば 梓弓 なき数に入る 名をぞ留むる」
大意是：既已預知此去不返，便將自己的名字留在亡者的行列之中。
然後出陣。
這個場景，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是極其動人的。一個年輕的武將，明知必死，帶著百餘名死士，在先帝的陵前立下血誓，然後慷慨赴死——這幾乎是日本武士美學的最高典範。
然而，我必須潑一盆冷水。
這個場景，幾乎可以確定是《太平記》的創作。
首先，沒有任何同時代的史料能夠證實正行確實前往吉野進行了上述行為。其次，那首辭世之歌並非正行獨創——類似的歌在比《太平記》更早的軍記物語中便已出現。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點：《太平記》的作者是在知道正行戰死這個結局之後，才回過頭來為他安排了這樣一個悲壯的出陣場面。
這就好比《平家物語》在知道平家滅亡的結局後，將平家的衰敗描繪成命運使然的必然——那是一種文學上的「後見之明」，而非歷史上的因果。
如果我們回到大塚惟正的書信——那份同時代的、可靠的史料——便會發現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
惟正的書信告訴我們，正行一方將每一次與幕府軍的交鋒都視為「決戰」，這是他們的共同認識。這一次面對師直也不例外。對正行來說，這不過是又一場他必須全力以赴的戰鬥。
更重要的是，自八月起兵以來，正行對幕府軍保持著全勝紀錄。一個從未嘗過敗績的年輕指揮官，面對即將到來的大戰，其心境更可能是自信乃至亢奮，而非絕望和玉碎。
我以為，以正行的性格——那種好戰的、自負的、以父親繼承者自居的性格——他在面對師直時的心態，恐怕不是「抱著必死的覺悟走上戰場」，而是「即便對手是師直，我也能贏」。
如果正行真的在決戰前前往了吉野——這一點無法完全否定——那麼，南朝上下的氣氛恐怕也不是送他去赴死，而是期待他凱旋而歸。最期待這一點的，想必是後村上天皇。
十二、無法回到京都的天皇
在此，我想稍微談一談後村上天皇。
後村上天皇在元弘三年（一三三三年）十月，年僅六歲便被北畠親房、顯家父子奉送至奧州。延元元年（一三三六年）曾短暫回到京都，但自那以後便再也未曾踏入京都一步。
一個從六歲起便離開京都、在邊地輾轉流離的天皇——他對京都的渴望，恐怕比父親後醍醐天皇更為強烈。後來南朝四度攻入京都奪還，背後很大程度上是後村上天皇的意志在驅動。
如果是這樣，那麼天皇將正行的勝利視為回歸京都的契機，便不足為奇了。主戰派首領北畠親房的意向也與此一致。
正行，帶著南朝全體的期待，走向了戰場。
十三、高師直的棋局
我在前面寫過，正行在軍事上繼承了父親的天賦。但在四條畷之戰中，他遇到了一個比他更老練的對手。
高師直。
正行一方早已偵知幕府軍的動向，預判其將沿淀川南下，因此在渡邊一帶部署了迎擊陣地。十二月中旬以來，和泉、河內、攝津的南朝武士陸續集結於渡邊，嚴陣以待。
然而，師直沒有按照正行的預期行動。
他在八幡駐留了將近十天，紋絲不動。
我以為，在這十天裡，正行一定焦躁不安。他是一個習慣了迅速迎擊敵人的指揮官。面對遲遲不肯前進的師直，他的耐心恐怕正在一點一滴地被消磨。
然後，正月二日，師直動了。
但他沒有走淀川。
師直從八幡出發，沿生駒山麓的東高野街道南下，直接進入了河內的野崎（大阪府大東市）。向淀川方向移動的，只有師泰的軍勢。
師直分兵了。而且，他選擇的戰場出乎正行的意料。
野崎。
我去過那個地方。從大阪市區乘JR學研都市線，在野崎站下車往東走，便是飯盛山的山麓。在中世紀，這裡的地形與今天大不相同。飯盛山（就是後來戰國大名三好長慶築城之地）與古代河內湖殘留的深野池之間，是一片極為狹窄的地帶。四條畷的戰場——據推定在東高野街道的讚良郡四條一帶——正位於飯盛山西麓與深野池之間最為收窄的地段。
師直選擇了一個狹隘之地布陣。
這看起來像是背水之陣。山與水域、濕地將他的軍隊包圍，戰況不利時可能反受其害。但師直是故意這樣做的。
我以為，師直的算計是這樣的：正行是一個好戰而自負的年輕指揮官，面對進入河內腹地的師直，他不可能坐視不管。與其在八尾一帶或天王寺到堺的開闊地帶交戰——在那些地方正行已經多次獲勝——不如將正行引入一個陌生的、不利於他發揮機動作戰的狹隘地形。
正行中計了。
渡邊方面，由於正行需要全力應對進入河內的師直，集結在那裡的南朝軍紛紛向河內移動。師泰的軍勢因此輕而易舉地通過渡邊，進入了堺。
正行之所以不得不全力對付師直，是因為師直的進軍方向直指楠木一族的根據地東條，以及東條之後的吉野行宮。如果放任師直推進，後果不堪設想。
然而——
我以為，正行如果更加冷靜一些，本可以選擇另一種策略。
他可以在東條以北的古市一帶設防，等待師直前來。古市是東條的北大門，正成死後幕府長期進攻東條殘黨時，主戰場便在此處。在自己熟悉的地形上作戰，即便戰況不利，也可以迅速退入東條，轉入籠城——這本來就是楠木一族最擅長的戰法。
但正行沒有選擇這條穩妥的路。
他決定主動出擊，直奔野崎。
這不是因為他抱著赴死的覺悟。恰恰相反——他太有自信了。連戰連勝的戰績給了他一種「即便是師直也能擊敗」的信念。況且，師直是南朝的宿敵，擊殺師直的誘惑太大了。
正行率軍沿東高野街道北上，一頭扎進了師直的棋局之中。
十四、四條畷
貞和四年（一三四八年）正月五日。
野崎一帶。師直的大軍已在前一天完成了部署。白旗一揆、武田信武、佐佐木道譽等名將分列左右，將正行的來路牢牢封住。
正行率弟弟正時、堂兄弟和田賢秀及數百人，向師直軍發起了突擊。
《太平記》描寫了戰鬥的經過：南朝方的公卿四條隆資率和泉、紀伊的野伏二萬人擔任陽動，正行趁隙猛攻師直本陣，一度將師直逼入絕境。但最終功虧一簣，正行未能斬殺師直，在渾身是傷的狀態下，與弟弟正時刺穿彼此，共同赴死。
根據同時代史料《園太曆》的記載，正行等人在「河州佐羅々北四條」被討取。
就這樣，楠木正行的人生結束了。
他的活動為人所知的時間，不過短短七年。而他在歷史舞台上大放異彩的時期，從起兵到戰死，僅僅五個月。
然而，這五個月所留下的印象之強烈，甚至在他死後仍令整個京都為之震動。
十五、京都的歡呼
正行戰死的消息傳到京都，北朝的公卿洞院公賢在日記中寫道：
「京中歡呼雀躍，猶如新年賀儀。」
這句話讀來或許令人覺得冷酷。但它恰恰反映了京都權貴們最真實的感受。
自前年八月以來，正行的進擊從未停歇。他一路從紀伊打到河內、打到攝津、打到住吉，勢頭直逼京都。北朝的廷臣們每天都活在恐懼之中——不知道哪一天正行就會殺到京都城下，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像南朝的廷臣們當年那樣被趕出京都。
從這種恐懼中獲得解放的喜悅，便是公賢日記中那句話的真意。連幕府都對正行感到恐懼，遑論那些手無寸鐵的公卿。
十六、其後
正行之死，給南朝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四條畷合戰三天後的正月八日，高師泰便從堺進軍河內古市，在石川河畔構築向城，兵鋒直指失去主人的東條。十四日起，師泰對東條發動總攻擊，燒毀了正行的住宅——即楠木氏的居館。激烈的攻防持續到二月八日。
另一方面，擊敗正行的師直率軍進入大和，正月二十六日兵臨吉野。二十八日，師直攻擊南朝行宮所在的金峯山寺。箭矢點燃的大火延燒至藏王堂，本尊藏王權現和神輿化為灰燼。
後村上天皇在師直到達之前便已撤離吉野，輾轉躲入紀伊武士阿弓一河入道的城中（和歌山縣有田川町），最終遷往大和的賀名生（奈良縣五條市），在此設置行宮。
正成死後，後醍醐天皇在吉野建立南朝。如今正成之子死去，南朝再度被迫遷都。
我以為，這是一個奇妙的對應。父親的死和兒子的死，都導致南朝失去了立足之地，被迫向更深的山中退卻。這說明南朝對楠木一族的依存，已經到了一種近乎脆弱的程度。楠木一族是南朝的盾牌，盾牌一碎，便赤裸裸地暴露在敵人面前。
終章 不應被美化的死
在結束本章之前，我想再說幾句話。
正行的死，長久以來被塑造成一個忠義殉節的典範。《太平記》將他描繪為一個明知必死卻慷慨赴戰的悲劇英雄，這個形象經過數百年的傳誦，已經深深嵌入了日本人的歷史認知之中。
但正如本章所述，這個形象與事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
正行不是抱著必死的覺悟走上四條畷戰場的。他是一個年輕的、自負的、充滿戰鬥欲望的指揮官，他相信自己能贏。他之所以敗亡，是因為他遇到了一個比他更為老練的對手，是因為他過於自信、主動跳入了對手設下的棋局。
《太平記》所描繪的那個在先帝陵前題寫辭世之歌、率百餘死士慷慨赴死的正行，是文學的產物，不是歷史的真實。
然而——
我以為，即便剝去了所有傳說和美化的外衣，正行的故事依然是動人的。
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繼承了父親未完成的事業，在短短五個月間以令人驚歎的軍事才能震撼了整個列島，最終倒在了戰場上。他的敵人為之歡呼，因為他們終於從恐懼中獲得了解放——這難道還不夠說明正行的分量嗎？
不需要辭世之歌，不需要櫻井之別，不需要如意輪堂前的血誓。
真實的正行，本身就已經夠了。
而他的死，如同父親的死一樣，不是終結。它是下一場戰鬥的開始。楠木一族和南朝的命運，將由正成的三男、正行的弟弟正儀來承擔。
那是一個與父親和兄長都截然不同的人。
但那是下一章的故事了。
（第二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