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力不再年輕
力量不再年輕
速度已經變慢
關節開始僵硬
花朵枯萎凋零
雄獅任憑土狼
鯨魚沉入深海
太陽吐露星雲
吳剛一直伐桂
薛西弗斯又爬
暮光不輸朝陽
落葉才能乘風
臺語、臺灣話不是閩南語
從荷蘭時期文獻（如《熱蘭遮城日誌》）、學術研究與日治時期紀錄可知，臺灣歷史發展是多族群在島上長期互動、融合的結果，非單一來源。
荷蘭時代（1624–1662）：漢人定居、納稅、通婚與共同生活。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當時稱「大員」或「福爾摩沙」）建立熱蘭遮城（今臺南安平）作為貿易據點後，大量招募漢人作為勞動力，從事農業、漁業與貿易。
漢人並非短期過客，而是長期定居——租屋、納稅與集中居住。荷蘭當局向漢人徵收人頭稅（每人每月約1.5里爾），並派士兵臨檢稅單。
1640年代起，漢人被要求集中住在熱蘭遮城附近（今安平一帶），以便管理與監控。
1650年，荷蘭甚至要求熱蘭遮城市鎮居民登記房地產所有權，領取完整所有權狀。熱蘭遮城內八成以上是「唐人」（漢人）屋舍，顯示漢人已在當地形成穩定聚落，從事生意與生活。
此外，荷蘭文獻記載，每個原住民村落中幾乎都有漢人居住，有些漢人與原住民女性結婚並定居村落。
漢人帶來耕作技術（如稻作、蔗作），並參與鹿皮貿易、捕魚等經濟活動。
雖然通婚比率不高，但確有實例，尤其在南部平埔社附近。
漢人與原住民共同參與地方經濟，荷蘭也透過「贌社」制度（包稅給漢商）讓漢人與原住民互動。
熱蘭遮城是國際貿易港，居民包括西拉雅族、漢人（閩南、客家）、荷蘭人、日本人等。貿易、農業與日常互動需要共同溝通工具，自然形成混合語言環境。
荷蘭文獻顯示漢人已在城鎮做生意，與原住民有經濟往來，這種共存促使語言融合，而非孤立。
詔安客家人在臺灣也常融入當地語言環境，許多詔安客不講客語，改講臺灣話，這是長期融合的結果，並非國民黨極權強制推行國語的現象。
這些互動與明、清等國無直接關聯——荷蘭統治時，明國已衰弱，清國尚未入主，臺灣是荷蘭的殖民貿易據點。
最早自稱或被稱為「臺灣人」的，是熱蘭遮城一帶的居民。西拉雅族用來稱呼來到大員（Tayouan/Taivoan）的移民或外來者。荷蘭人則沿用。
後來「臺灣」從地名擴及全島。這顯示「臺灣」認同從荷蘭時代的多元聚落開始形成，
日本時代的「臺灣話文運動」（1930–1934），主張文學應「頭戴臺灣天，腳踏臺灣地」，用臺灣人日常語言（臺灣話）寫作，而非純中國白話文。這是反殖民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強調臺灣本土經驗與大眾化，目的是讓文學貼近臺灣民眾。沒人會說這是「閩南語」。
論戰反映當時知識分子已視臺灣為獨立的文化主體，推動鄉土文學與語言本土化。這與後來的國語運動（推廣日語或華語）形成對比，凸顯臺灣人對自身語言文化的認同。
臺灣話融合多種元素——有原住民語，如虱目魚，可能來自西拉雅語或西班牙語。有日語，也有荷蘭語、馬來語、法語等外來詞。詔安等各種客語，在臺灣長期接觸後，部分詞彙也加入臺灣話。
達悟族常以「你們臺灣人⋯⋯」，一如平埔族，都顯見狹義的臺灣人，並非原住民。
是漫長的交流，才讓許多原住民族在現代臺灣社會中，逐漸接受或參與「臺灣人」這一包容性身份，尤其在新住民加入後，強調「大家都是臺灣人」更顯平等。
每個人都平等、起源於非洲、由臺灣土壤養育，這是人文主義觀點，符合現代科學與民主價值。
臺灣歷史正是多族群（原住民、漢人各支系、新住民）在島上共同生活、抵抗外來壓力（如中共威脅）的過程。
推動國家正常化、轉型正義、捍衛民主，是基於這種共享土地與未來的認同，而非追溯單一「祖國」。
以上證據顯示，臺灣認同與「臺語」、「臺灣話」是在島內長期互動中自然形成，與中國大陸的歷史軌跡有明顯區隔，更非國、共兩黨刻意捏造的「閩南語」。
遑論「名從主人」本是漢唐文化的優良傳統——不是國共兩黨的語言，中國黨沒資格管我們怎麼稱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