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羅伯森的倫敦過去，並不是一本乾淨的帳本，而是一堆被撕碎後又勉強黏回的紙張。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他出生在倫敦東區的Hackney，一個還沒被士紳化吞噬的角落。父親是蘇格蘭移民，在碼頭做搬運工；母親是愛爾蘭血統的護士，總在夜班後用威士忌壓抑咳嗽。彼得從小就學會算數——不是為了浪漫，而是為了生存。七歲那年，他已經能幫母親把醫院的加班費換算成「今晚能不能買牛奶」。十三歲，他用二手計算器在市場幫人算帳，換來零用錢買第一本書：《遠大前程》。
十八歲（二〇〇五年），他拿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獎學金，主修金融數學。那是金融狂歡的尾聲，倫敦還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跌倒。他剪掉長髮，換上訂製襯衫，名字從「小彼得」變成「Peter Robertson, Analyst」。
二十歲（二〇〇七年），他進入高盛的衍生性商品部門。白天，他在 Canary Wharf 的四十樓盯著彭博終端機，計算信用違約掉期（CDS）的風險；晚上，他跟同事去Leadenhall Market的酒吧，用黑標威士忌澆熄腦袋裡的數字。彼得的專長是「結構性產品」——把垃圾債券包成金光閃閃的禮物，再賣給不知道風險的退休基金。進入當年，他就親手打包了一批次級房貸衍生品，賣給一家德國小銀行。他知道那東西像定時炸彈，卻在業績會議上微笑說「這是低風險高報酬」。
二〇〇八年雷曼兄弟倒閉那天，他看著同事被保安帶走，像看一場慢動作的車禍。自己卻因為「及時止損」而拿到年終獎金。那晚，他站在金絲雀碼頭 Canary Wharf的玻璃幕牆前，看見自己的倒影——眼睛裡全是數字，沒有光。
二十四歲（二〇一一年），他遇見了艾瑪。
艾瑪·哈珀在同樓層的合規部門工作，紅色羊毛大衣總是第一個出現在電梯裡。她不是交易員那種張牙舞爪的美，而是安靜得像一本沒被翻開的書。她喜歡在午休時到泰晤士河邊讀奧斯汀，彼得第一次跟她說話，是因為她書裡夾了一張他翻譯的狄更斯書籤（他當時還在偷偷寫翻譯，當作逃避Excel的出口）。
他們交往了兩年。艾瑪從不問他薪水，只問他「今天有沒有救到誰」。彼得卻越來越沉默。二〇一三年，他二十六歲。艾瑪決定去牛津讀博士，研究「倫理與金融」。她在希斯洛機場的離境大廳等他，穿著那件紅色大衣，手裡拿著兩張去巴黎的機票——她想給他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彼得卻只買了一張去台北的單程票。他告訴她：「我需要一個不會算帳的地方。」
艾瑪沒哭，只是把機票塞回包包，轉身前說了一句：「彼得，如果你有一天不逃了，記得來找我。」
他沒追上去。只在心裡默念了一句「對不起」。
之後的十二年，他在台北永康街的書店裡，把倫敦的記憶一層層包進舊書裡。那些他翻譯的狄更斯、奧斯汀、勃朗特，其實都是給自己的信。他把「結構性產品」的公式忘得乾乾淨淨，卻忘不了艾瑪大衣的紅色，像一滴永遠沒乾的血，染在《遠大前程》的第十七章。
如今，當那個穿紅色雨衣的女孩在老榕樹下把續集遞給他時，彼得終於明白——
他逃的不是倫敦，不是金融圈。
他逃的是那個沒敢說出口的「我愛妳」，和那個沒敢面對的自己。
而倫敦的過去，從來沒有結束。它只是把最後一頁留白，等他回去親手寫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