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隨著理性「資本主義」的興起，工作的「宗教內涵」逐漸流失，導致現代勞動陷入「去神聖化」的困境。最終，原本具有「靈性意義」的追求，演變成了「缺乏靈魂」的經濟機器，使現代人在強大的生產秩序中，面臨「意義喪失」與「虛無主義」的威脅。
「工作」之謎：連結「宗教」與「資本主義」的橋樑
在韋伯的論述中，「工作」扮演了連結「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中介角色。韋伯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徵是一種「內世禁慾」（ascèse intramondaine），這種精神正是透過「職業工作」傳遞給現代人的。對「新教徒」而言，生活不再僅僅是生存，而是轉化為一項為增添「上帝榮耀」而必須完成的「任務」。這種轉變使現代經濟人（homo œconomicus）在出生之時就帶有「禁慾」的特徵。
「工作」在韋伯的研究中具有普遍性，儘管「職業工作」是「宗教改革」時期的歷史產物，但它也構成了一種普世的人類經驗。韋伯並不像馬克思那樣，提供一個哲學或人類學的工作定義，而是透過實證研究來發現「工作」的真理。
「工作」作為「精神」價值與「召喚」
「工作」在現代性中不僅僅是一種相對價值（如家庭或休閒），而是一種絕對的「精神價值」。這始於路德對「職業」（Beruf）一詞的語義創新，賦予了「工作」一種古代所欠缺的「倫理」色彩。
在這種視野下，「工作」被視為一種「精神練習」（exercice spirituel）。它不只是獲取生計的手段，而變成了「目的本身」。透過將靈魂投入工作，「工作者」能夠在工作期間擺脫對工資的執著，將其視為絕對的終極目標。這種對工作的「精神化」，是人類思想繼古希臘奇蹟之後的唯一重大精神征服。
「基督新教」對工作的精神征服
在「宗教改革」之前，工作被視為對「生存需求」的被動反應，屬於自然規律的一部分。然而，「新教」透過以下三個特徵重新定義了「工作」：
1. 作為「義務」的工作：
「路德」將工作詮釋為上帝賦予的任務（Beruf），這意味著履行「職責」即是服從上帝的「召喚」。
2.「信仰」的確認：
在「加爾文」教派的「預選說」（prédestination）陰影下，信徒面臨著極度的內心孤獨與「救贖」焦慮。世俗的職業工作，成為了確認自身信仰真實性，及獲得「救贖確信」（certitude de soi）的最重要手段。
3. 「禁慾」的工具：
「工作」是增加上帝榮耀、服務上帝王國的「首要禁慾手段」。工作者在此被定義為義務的主體、信仰的盼望者以及上帝的僕人。
「禁慾主義」與靈魂的導引
「修道院」禁慾與「職業」禁慾之間的連續性：
「宗教改革」將「禁慾」精神從「修道院」帶入「世俗職業」生活中。這種禁慾主義與古希臘哲學中的「修習」（askesis）一脈相承，旨在透過「意志」的鍛煉來轉化人格與世界觀。
在「清教徒」的實踐中，工作作為「精神練習」，其目的是實現「理性」的自我主宰與「生活導引」（Lebensführung）。透過「工作」，個體被教育成具有「高度自律」、冷靜、專注力與完善自我能力的人格。這使得「工作」在重要性上幾乎與「禱告」並列，正如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所言，「工作」本身在核心上就應具備「禱告」的本質。
「被動性」與「無力感」的經驗
儘管「工作」在技術層面表現為一種「力量」與「主動性」，但在精神層面，它卻包含了一種深刻的「被動性」與「無力感」。在「預選說」的框架下，工作者對於「上帝的旨意」是無能為力的，他無法透過努力來「操縱救贖」。
因此，現代「工作」經驗的核心，其實是「工作者」在任務中，感受到自己被上帝「驅動」（agi par Dieu）。這種「被動受動」的經驗，本應是轉化人格的關鍵，但在現代「資本主義」強大的技術與生產力掩蓋下，這種主觀的真相往往被忽略了。
理性資本主義的「除魅」與意義的喪失
現代資本主義結合了「機械生產」，雖然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卻也造成了工作的「除魅化」（désenchantement）。當「工作」不再與「崇高的宗教價值」掛鉤時，它便失去了原有的「精神」意義。
韋伯對此表示了深切的憂慮：
「宗教根源」的枯竭：
「職業」的概念如今像一個死掉的遺骸（caput mortuum），「宗教根源」已然逝去。
鋼鐵般的硬殼：
現代經濟秩序已變成一個「鋼鐵般的硬殼」（carapace dure comme l'acier），強制性地決定了所有人的生活風格。
「虛無主義」的威脅：
當工作被剝奪了「宗教意義」後，它淪為單純的「生存競爭」與追求「物質」的衝動，導致了「無心的人類」與「虛無主義」的興起。
結語
「工作」從一種生存的必然性，轉變為「確認救贖」的精神練習，最後在理性「資本主義」的浪潮中被「剝離意義」，成為現代人無法逃脫的沉重枷鎖。
參考書目： Mardellat, Patrick. “Le travail comme ‘exercice spirituel’ dans l’éthique protestante de Weber.” Le travail en question, XVIIIe-XXe siècles, édité par Christophe Lavialle. Tour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François-Rabelais,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