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一書中持續追蹤美國多位畢業自頂尖名校的菁英女性，了解她們在結婚生子後，如何在家庭目標與自身理想間協商，找到重返職場的道路。
沿著交織理論（intersectionality）的脈絡，與其所提出之身份認同輪，我們可以明晰地辨識自身與他者在多種權力結構下，處在何樣的位置，離權力核心的遠近程度又是如何。來自高社經地位的原生家庭，並具備高教育程度的菁英媽媽從文化、社會資本等層面來看，皆擁有顯著的特權，與相應而來的能動性；但同時，在父權結構的婚配下，菁英女性無法兼顧以理想男性為員工模型的職場，以及傳統性別分工對母職的要求，因而在不同的家庭階段進入部分犧牲、部分協商的生活。特權身份與壓迫身份如何在菁英女性的身上交互作用，影響她們的人生軌跡，是本書探尋的重點。
書中提出菁英女性「走向『家務特權（priviledged domesticity）』」的現象，意即當這群菁英女性成為全職媽媽一段時間後，她們會為新生活創造出更接近傳統性別分工與母職想像的角色，例如花費大量時間在烘培、參與社區活動、志工服務，並且不斷增加投入的時間和心力。為了解釋此一現象，書中從剖析女性的家庭位置切入，談到當女性意識到她們的家庭角色對於當中成員的福祉，以及如何從教育層面鞏固兒女的特權階級都相當重要時，她們便很難放棄這份母職工作。另外，在這些家務勞動的過程中，因為菁英女性有能力將較為繁瑣、粗重的打掃工作等事外包，她們可以更投入於她們認為有意義和令人愉快的事物上，諸如密集母職、社區工作或經營家庭共同的休閒生活等。
當菁英女性成為全職媽媽，她本身的階級特權便會開始轉化成「教養」，將社會優勢與地位在潛移默化間傳遞給下一代。在本書的第二章節中，作者便從訪談者常提到的「價值觀」一詞切入闡釋。 著名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赫迪厄也在其重要著作《區判：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中，提到「品味是有階級的」此一概念。家庭中枝微末節、瑣碎繁雜的日常，都會轉化成小孩舉手投足間的流露出來的氣質，與其看待人事物的「價值觀」及「品味」，最後是否能在上流階層的社交圈被認可，並透過同樣的婚配模式鞏固其階級特權。
而除了日常的教養，全職的家庭主婦，也更能負擔起接送與陪伴孩子生涯前期多方學習、探索的費時工作。這些讓孩子學習各種才藝、參與多種組織的規劃與栽培，不僅有生涯探索的目的，更是在培養其交際能力，以及相應而來的眼界、態度與氣質。菁英女性自身亦是見多識廣的人群，知悉這些軟實力會讓孩子出社會之後如虎添翼，自然而然走得順遂。因此當她們開始在家庭教育上掌握這方面的控制權，看到自己密集母職的重要性，便更難放下這份與下一代「地位維持」密切相關的母職工作。
從大環境不穩定的現象來看，書中引述當代專業和管理階層育兒策略相關的研究，認為密集化育兒是因應經濟環境的難以預測與不時驟變，這些狀況使中上階層的家長越來越不確定小孩能不能複製自身的特權階級位置。
而我認為，從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模型來看，成人中期的主要議題是「創造／停滯」，菁英女性將從個人事業中失落的成就感、價值感，轉嫁到小孩身上，期待投注心力便能看見想要的育兒成果（學業成績、比賽成績等），出現「過度安排」的現象。這些精英媽媽們除了透過校內志工參與，來拉抬校方對自身兒女的重視度，增加在教育方針、資源分配上的話語權；更有甚者，不斷在與孩子的相處間，評估小孩的社團參與與ＳＡＴ分數合併計算，能否讓孩子上到常春藤盟校。雖然本書是基於美國的脈絡書寫，然而在談及菁英、特權階級對子女的教育規劃時，卻讓成長於典型亞洲教育體制的筆者有一種強烈的既視感。
台灣學者黃宗儀、胡俊佳曾發表研究〈「硬著頭皮」為母則強：在韓台灣女性婚姻移民之母職實踐〉，探討「台妻」如何利用自身的優勢，在相對台灣性別概念更不開放的韓國家庭文化下，與韓國丈夫、韓國公婆對她們密集母職、傳統女性角色期待進行協商。儘管本篇研究並不著重探討密集母職背後階級鞏固的動機，但我認為在亞洲中升學主義集大成的南韓，所產生出的家庭風氣，與本書菁英女性所屬的特權階級家庭，有許多重疊、相類處，這些發現值得在此並置比較。
在〈「硬著頭皮」為母則強〉這篇研究中，台妻也多半是台灣高教育程度（大專、碩士畢業）的女性，走入台韓婚姻並留在韓國生活後，需要放棄自身的職涯發展，無法發揮精進多年的專業能力，從個人發展的角度來說，與《菁英媽媽想上班》所討論的這群菁英女性相似。
然而，不同之處在於，韓國社會氛圍對於密集母職的想像與讓媽媽們擁有工作、兼職副業相斥，台妻多半要提出具體的家庭經濟綜合評估數據，方能說服公婆讓自己外出工作。而韓國公婆對於跨國婚姻隱含的「上嫁」歧視，也讓台妻更需要用完美的母職成果來自證，多半會變成蠟燭兩頭燒的狀況，並無出現《菁英媽媽想上班》中受訪者所提到，全職母親能享有家務特權之情形。相對於《菁英媽媽想上班》中受訪者自覺開始享受家務特權（priviledged domesticity）；「硬著頭皮」為母則強〉中看到的則是，當這些台妻在努力符合韓國社會對其妻子、母親身份的期待時，他人會認為她們享有家務特權，並發展出「媽蟲」一詞，認為這些台妻是拿著丈夫的錢過貴婦生活、不事生產的寄生蟲。
比較《菁英媽媽想上班》和〈「硬著頭皮」為母則強〉，我認為最顯著的差異在於兩個國家對密集母職的想像不同：美國菁英女性進入密集母職，更多是肇因於「階級複製」實際面的需求；而台妻們則是在被切斷原生社會支持網路的環境下，必須接受韓國家庭將其價值與「生殖功能」、「母職功能」綁定，用保守且傳統的家庭價值觀框限她們的發展。然而，《菁英媽媽想上班》的作者也發現，因為這群菁英女性並非被他人強迫離職，因此她們在受訪過程中，更常認為自己是有選擇並自願選擇成為一名全職媽媽的，反而某種程度上忽略了現有職場文化和制度上性別不平等的狀況，以及她們所處的菁英階級裡，階級特權如何轉向為一種發生在她們身上的性別壓迫。
讀完《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一書，我深切感受到我們所有的個人選擇都是鑲嵌在社會情境中的，一個人的身份是弱勢、強勢，受迫抑或是擁有特權，都是難以一概而論的。而最後，生長於一個高教育程度母親辭職在家陪伴我成長的家庭，我經常在自身和母親的視角中切換，無法斷言放棄個人生涯發展來育兒究竟是不是一個利大於弊的決定。書中的菁英女性因為其特權，在轉職的過程中有家庭作為試錯的安全氣囊，可以從探詢個人生命意義的角度去發展職涯第二春。然而，在經濟資本不夠雄厚的狀況下，女性回歸職場更多要面臨各種托育、安親支出的增生，以及在亞洲家庭中常見的，因背離傳統性別角色而感受到的壓力。
在相對美國來說，風氣較為保守的台灣社會中，一名菁英女性無論是力排眾議地回歸職場，犧牲部分家庭階級特權；亦或是安於密集母職，在小孩長大離家後，重新被空巢期失去人生重心與目標的低潮籠罩，都實屬艱難。我想，這便是書名《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理，「矛盾」一詞微言大義之處吧。
參考資料
Pamela Stone & Meg Lovejoy（譯名:帕梅拉‧史東/梅格‧拉芙蕎）。（2022）。《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許雅淑、李宗義譯。游擊文化。（原文版：Stone, P., Lovejoy, M. (2019). Opting back in: What really happens when mothers go back to w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黃宗儀、胡俊佳（2022）。「硬著頭皮」為母則強：在韓台灣女性婚姻移民之母職實踐。地理學報，(103)，3-35。https://doi.org/10.6161/jgs.202212_(103).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