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笛卡爾到宋應星：兩種思考，一條遺忘的路

法國思想家笛卡兒，所提出的（我思考，故我存在）是一種哲學式的啟蒙。指出人不思考，就有如行屍走肉沒有了靈魂。提到思考，我忽然想起一個明朝的學者，他曾提出（士子埋首四書五經，飽食終日，卻不知糧米如何而來；身著絲衣，卻不解蠶絲如何飼育織造）。他的名字叫宋應星，明未的一個學者，他所著的天工開物，正是思考極致表現。中國人稱之為格物：（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致知在格物原出禮記大學，意為窮究事物之理以獲得知識，是儒家修身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起點。宋明理學代表人物為朱熹和王陽明，還有後來將其發揚光大的宋應星。以現代漢語說法，知識與研究，或解釋為窮究事物的原理法則，總結為理性知識。朱熹主張格物即窮理，事事物物，各自有個事物的道理。通過積累和觸類旁通，達到窮盡事物之理，而能知其所以然。方法在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累多了自然會豁然貫通，這事如理學研究原理相像。王陽明則主張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正心向內反觀。認為格物為本來意義是透過推究萬事萬物的原理，將自身的知識達到至善的境界，從而達到知行合一。現亦指為深入鑽研事物的道理。兩者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體系，這兩條路線都各有其不同的道理。而宋應星就可算是走出了第三條路線，他的天工開物則是向外格物的極致實踐。他不只是坐在書齋推究道理，而是親自走進田野、工坊、礦山、織房，記錄糧米如何而來、蠶絲如何織造。這種知識不是來自純粹思辨，而是來自觀察、實證與勞動者的技藝。從某種角度看，天工開物更像是東方的實驗哲學。它不問物之本體的形上問題，而問物如何被製造、被轉化、被利用。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實際是將當時工學的技藝，用理學方法綱目化。它有清晰的綱目、分類、圖像、註解，甚至每個細節和度量都紀錄下來。這在當時可是非常超前的想法，當時匠人還是師從相授的時代。師徒之間又有很多忌諱，諸如傳子不傳女、傳男不傳女、師傅又總愛留一手技術之類，很多傳承就這樣遺失掉。天工開物卻能將這些技術傳遞下來，甚至現代還可以了解當時的技術，這可算是一個偉大的學術壯舉。而笛卡爾式的我思，給西方帶來的，同樣是對知識的系統性懷疑與重構。只是西方後續發展出機構化的科學共同體（如皇家學會、大學、期刊），進一步鞏固了知識的公開檢驗與累積。東方則因種種原因，宋應星的這條實學路線未成主流，大量技術仍回歸師徒秘傳，最終散佚。所以如何讓傳統工藝活下來，僅靠非遺傳承人不夠的。還需要把匠人之心提煉為工學之理有綱目，才有學科；有學科，才有持續的世代對話與創新。這正是宋應星留給我們最珍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