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思樂
「全國都買不到防護用品，工廠都在給武漢趕工。全世界都買不到防護用品，都被華人掃貨發去武漢。武漢醫院的醫護人員依然嚴重短缺防護用品。武漢上面有黑洞嗎？」這是最近幾天中國網絡上傳得很廣的一條微博，起因是武漢疫情中收治新型肺炎最多、最有名的醫院之一武漢協和醫院發出的一條消息：「協和的防護用品不是告急，是沒有了！」很多人紛紛把這個黑洞指向了武漢紅十字會——接收世界各地捐贈物資的唯一指定單位。網友們扒出了武漢紅會的種種「黑幕」：在一天的物資發放清單上，武漢協和獲得了3000個普通口罩，而一家專長為性病和婦科的私立醫院卻獲得了1.8萬個N95口罩；武漢協和的工作人員憑介紹信去紅會領物資卻遭到拒絕，連搬上了車的物資都被截下來；大量物資滯留在一個博覽中心裡不與派送。一時間，針對武漢紅會的民怨沸騰，相關新聞連續幾天佔據多個微博熱搜。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就覺得哪裡不合邏輯，並不是對中國紅十字會運轉的低能程度感到驚訝，而是紅十字會在中國談不上有實權的組織，他們也沒有理由要特別針對協和醫院；何況，如果紅十字會有本事在全國關注下針對一家知名醫院而不怕被追究，就應該有本事把熱搜撤下——武漢上空的「黑洞」恐非區區紅十字會，而在更深的政治結構中。
武漢紅會的說辭在諸多與武漢協和的交涉、記者的採訪和壓力下的聲明中逐漸釋出，也相互印證：武漢紅會只能按照武漢疫情指揮部的指令下發物資，因此物資堆積如山卻不能迅速發放；武漢紅會給私立醫院的口罩是中國標準的「KN95」，實質功能跟一般按美國標準說的「N95」一致，但紅會拿到的醫療標準物資清單中沒有KN95，於是紅會就當作不合規的物資發給了私立醫院；而武漢協和不知為何被指揮部從物資分配的名單上漏掉了，因此協和的醫生來領物資時就未予發放——這顯示著權力集中體制的系統性失能，而武漢紅會只是失能系統的脆弱末端，被放在新聞裡擋槍。
武漢疫情處理的混亂程度，之所以讓普通民眾一再感到驚訝，是因為這種無能跟許多中國人平時看到的「無孔不入」的政府權力對比過於強烈：小民亂穿馬路尚無法避免被政府公布示眾，為何派發醫療物資能漏掉一個最有名的醫院？
癥結就在於中國的體制並非通常理解的以治理為目標的政府體系，而是一個典型的「攫取型」制度——制度整體設計的目的不在於上下互動的治理，而在於由下向上的持續輸送，用整個社會供養其統治結構。
這個概念的提出者是美國政治經濟學家阿齐默鲁和羅賓遜，較為人知的著作是《國家為何失敗》，兩位作者都是備受尊崇的學者，儘管此書並非嚴謹的學術著作，他們用於與「攫取型」制度對應的「包容型」制度似乎也只是西方民主制的另一個叫法。然而，「攫取型」制度的概念確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的體制，以及它在武漢疫情中暴露的危機。
中國看起來具備一個高度制度化的國家種種特質（按亨廷頓的四项標準，此處不展開），但它的所有的制度設計都是為了統治系統能由下至上地層層攫取資源、維持穩定，一旦要它由上至下地給予，不論是物資、照料還是權力，都只能是手足無措、漏洞百出。路徑依賴使這個體制只能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處理危機：要麼變本加厲地向社會索取，比如頂級項目火神山醫院的建設隊向民眾募雨衣雨鞋；要麼把社會問題堵在最底層了事，比如武漢封城後自己在家「等死」的感染民眾們。
是的，武漢上空有個黑洞——仍在擴大，仍在索取，宛如寄生人體的病毒。
作者趙思樂為資深中國政治記者，中國社會運動參與者，現就讀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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