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割據志》一書，日本人川口長孺所作，全書以漢文寫成。川口長孺是日本江戶時代晚期的學者。此書抄本藏於日本祕閣，上有「文政壬午」藏書印文，文政壬午即清道光二年（1822）。
其所謂「台灣割據」，乃指鄭成功在台灣之事。所記大抵自明天啟元年至清雍正元年，蒐集中日二國有關台灣及鄭成功三代的史料，一一比對勘誤，並逐句引註出處，實在是了不起的治學工夫。本書作者題記為：「彰考館編修總裁川口長孺奉命編撰」。「彰考館」是日本德川幕府為了提倡儒學所設置的官方學術機構。由本書可知，日本人對於台灣的研究，絕對不是從其近代帝國主義興起之後才開始的。
卷末作者自敘：「長孺曰：此志紀年，起明天啟元年辛酉，而終清雍正元年癸卯。根據諸書，必期確實；而其行文則會粹錯綜，務加刪潤，令其有次序。事雖專係鄭氏，傍及華夷之隆替。凡一百有三年間，治亂盛衰興廢之故，天命人心去就之際，蓋有略可觀省者云。」
由此可知，川口長孺治史遵從中國「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的傳統。所為並非實地考察，而是綜理史料，包括正史、野史、筆記、叢談等等，引用中國及日本之書目達五十七種之多。
又川口長儒為日本人，本身應該是「日夷」，居然也關懷「華夷之隆替」，可見其文化認同上可能相當的「中國」。所謂「厓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在古代東亜（日本、朝鮮、越南）高級知識分子眼中，剃頭留辮的滿清韃子，乃是蠻族，明亡就是華夏亡於中土，而華夏道統之繼承者，舎我其誰了。
這書小小一本，讀來卻很有趣味。非以歷史考證為專業者，大可當成小說來看。
比方說寫到鄭芝龍在明末投效官府之後，與大海盜劉香的激烈海戰，有一段記載如下：
「香偵知戰艦未成，大驅數百艘直突河下。芝龍即令沿河設兵，與芝虎領戰艦數十以迎。交戰之際，燒己艦以燒寇艦，令兵各以腰牌為號，火發齊投水中。寇亦投水。四圍小舟見牌號救之，無者斬殺，香逃去。」（明‧黃獻臣《武經開宗》）
此善用智謀、以寡擊眾之精采水戰，並不比三國演義中的火燒連環船遜色。而文中所提到的「芝虎」是鄭芝龍的弟弟，鄭成功的叔父。
「茲役也，芝虎竊隱於帆末，風轉及香船，大呼飛下，擊殺幾盡。芝虎勇悍，聲如乳虎，每戰深入，終戰歿矣」（引自清‧鄭亦鄒《鄭成功傳》）。
此段讀之，猶觀好來塢電影《神鬼奇航》中史派羅船長的特技身手。海上飛將軍，實在過癮！
民國三十八年（1949），國府倉惶奔台。在台灣猶是物力維艱的年代，周憲文、夏德儀等教授默默利用台灣銀行的資力，主持「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數十年，致力於台灣史料之整理及翻譯。此一「學術苦功」，也曾讓當年許多三餐不繼的學者賺些外快，更為台灣留下可貴的研究資料。其中尤得力於在台灣大學圖書館服務的曹永和先生。曹永和先生沒有傲人的學歷，卻精通外文，有鑑別史料的法眼。在他的協助下，台灣文獻叢刊不再只是經濟史料的收集，也不再困於中國大一統的史觀之內，而呈現出多彩多樣且以台灣歷史為主體的特色。
後來，曹永和先生榮任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乃是後話了。
這本《台灣割據志》便是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三百零九種「台灣文獻叢刊」的第一種，依古抄本內容勘誤、分段並加新式標點符號，出版於民國四十六年八月。八十四年八月，因「紀念台灣光復五十周年」，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重印發行。現在於三民書局，應當仍可購得。
這大概是全世界仍在通行的唯一版本。此書就在台灣印行，漢文寫成，說的都是台灣歷史。但讀過的台灣人似乎很少，豈不惜哉！
（台灣文獻叢刊已經全數電子化，請參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文獻全文資料庫（https://taicool.ith.sinica.edu.tw/），其中「文獻叢刊全文瀏覽」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