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疫情還未趨緩，又發生非裔人士George Floyd遭白人員警壓頸致死的事件，種族對立的傷疤再次被掀開，而就如湧出的鮮血，大規模抗爭一觸即發。
不少知名企業，如蘋果、Google、Nike，皆向倡導種族議題相關機構做出捐贈。
蘋果執行長庫克表示：「我們國家和數百萬人心裡深深烙印著痛苦，現在我們必須團結一致。」
Google放置黑絲帶在美國Google Search及YouTube首頁，表示支持種族平等。
Nike原本口號：「Just Do It」改為「Don't Do It」，表態反對種族歧視。而競爭對手Adidas罕見的轉發Nike影片，表示共同努力，推動種族問題的改革。
Spotify計畫於播放清單及Podcast中上架8分46秒的無聲音訊，而這個數字，正是警察壓住佛洛伊德頸部的時間。
企業會選擇不沉默，除了年輕世代對品牌「承擔責任」的期望增加，最大原因在於這是第二起慘案—早在2014年紐約，就發生過黑人商販遭白人員警「鎖喉」致死，死者生前十一次重複著「我喘不過氣」。
再回顧這次George Floyd死亡案，期間Floyd也是不斷告訴警察「我無法呼吸」，但員警卻充耳不聞，完全就是事件重演。
即使涉案員警被革職並進入調查，但對悲痛的民眾來說，他們情緒的背後是絕望與困惑，同樣的悲劇為什麼一再發生？
在美國，警察能夠根據主觀、即時判斷，合法剝奪生命，不用承擔太多責任，所以有色人種見到警察，跟看到瘟神一樣。
反觀台灣警察，分工較細，如派出所民警、交通警察，邊境管理的保安大隊與辦重案的刑警等，各司其職。
而美國大部分「郡」或「市」人口密度底下，負擔不起這麼多警員數量，因此必須一警多用，警察的管理涵蓋所有大小事。
與台灣執法權不同，美國警察有滯留權、訊問權、搜查權、逮捕權，只顧逮捕嫌犯，不需任何請示，銬上直接帶走，再協助檢察官把案子辦完。
而台灣警察因為民意觀感與分工範圍，需要更多請示和流程，當事情演變激烈，才可採取強制措施。
最經典的差異就是「自衛權」，美國警察感到自身安全受威脅時，可採取「高人一級」的自衛方式，即是比對方暴力等級再高一級的自衛方式。
當嫌犯空手，警察可以使用辣椒水、電擊槍、警棍等方式自衛。嫌犯手裡有利器（如酒瓶，甚至是一張鋒利的紙），警察是可以掏出手槍嚇阻的。而嫌犯如果裝作身上有槍，會二話不說，立馬被射成蜂窩。
說白點，在不確定嫌犯的狀態下，美國警察可以直接按最高方式處理。甚至連開槍都不必對空示警，而是直接射擊目標。其核心原理是鳴槍容易暴露位置，為警察自身招來危險。
這份權威，延伸出一套美國警察的執法規則—當場就要聽從警方命令。第一次只是口頭命令，之後就是滯留或帶上手銬；要是再反抗，就會放倒在地。
除了美國警察的執法權力，釀成悲劇更深層的原因，在於黑奴制度、南北戰爭、種族隔離這些歷史烙印，黑人經歷了一世紀多的不平等待遇。
當現代人權與資本主義普及，黑人卻站在與曾經壓迫者們不同的起跑點。這種背景與生活下，他們難以擺脫貧窮和犯罪的標籤。
而美國警察每天面對嫌犯，有色人種就佔大多數，想當然面對黑人，警戒只是一種本能。另外，美國是槍枝氾濫的國家，買槍跟逛淘寶一樣，警員執法壓力相對比其他國家還大。
曾經有人問他們：「受盤查不要逃跑或反抗不就好了嗎？」一名黑人青年無奈表示：「身為黑人，就算在住家附近散步，也會無故被警察盤查，在這樣處境下長大，是誰都會抓狂。」
「美國有種族，台灣有統獨」這些是長期來看，難以跨越的時代鴻溝。我們明明都知道，這類鬥爭對群體福祉的意義並不大，但誰又願意成為犧牲自己成全多數的一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