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發表於電子報09022019
香港。這幾個月來，盤踞在我心上的兩個字。即使離開臉書，關於香港反送中衝突的新聞，透過各種媒介來到眼前。今晚，看到一則新聞寫著「不要再把香港與天安門相提並論了」，內心的悲傷泉湧，各種關於香港的記憶在腦海裡翻攪，憤怒、不捨、各種複雜的情緒讓我坐立難安。如果，我一個外人，一個一生只踏上香港幾次的人，都能夠心疼現今香港的境況，那麼，香港人自己呢？
也許，是在足夠久的時光之後，我意識到，它代表著在我內心裡，「香港」這兩個字裡所包含的複雜層次——意味著，在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消費天堂、資本主義發展極致，看似一致性的平面世界背後，有其自身歷史的深度與厚度。
一九九三年，前往剛解放的俄國莫斯科遊學歸返的幾個同學，決定在香港多停留一個星期。一行人入住星等酒店，忖著、斤斤計較分攤高昂的酒店住宿費，然而，不可思議的、賓至如歸的服務，讓我們這些還未踏出社會的女孩，獲得猶如公主般的對待。夏天的香港燠熱不下臺灣，抬頭皆被不見天的高樓遮蔽，巨大的廣告看板橫的、直的，一個比一個不客氣向天際疊加。由於才剛經歷過莫斯科傲視全球的地鐵效率，對於幾分鐘一班的香港地鐵，我們沒有太大的反應；倒是備具歐式風格的叮叮車、天穹大開的巴士傾慕不已。
香港，理當每一樣都新鮮。然而，那一年，對我衝擊最大的，卻是街道上新開的許多「國營商店」。在「國營商店」裡，可以直接用人民幣消費令我大為震撼——在地的檯面消費交易，理當是以該國國幣為主，在貨幣匯率紊亂的地區，如一九九三年的莫斯科，店家非常歡迎你直接用美金交易，省得他們今天拿到的盧布，隔天匯率大跌，一文不值；然而，同一段時間，我們到布達佩斯短暫停留時，懶得換外幣的我們，以為美金無敵，沒料到，美金交易卻完全被拒絕。從未曾踏出臺灣的我們，在不同地區旅遊時，透過貨幣，活生生被上了一堂政治課。
到處都設置著歡迎人民幣消費的香港「國營商店」意味著什麼呢？對我來說，那表示，一九九三年的香港，已經準備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了。而，那為何會衝擊我呢？因為，在當時，我所受的教育、國民黨所統治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宣稱，「香港的主權是屬於中華民國的」。對於這一點，我沒有太大的懷疑。我所唸的大學，身旁所有的香港學長姊，都是拿著中華民國身分證（只是，我後來才知道，中華民國政府廣發身分證給港生的政策，大概在一九九一、九二年時緊縮了），對照著每日煩惱畢業之後就要回國的馬來西亞學姊，香港學長姐可一點都不焦慮；而且，他們怎麼看都遠比我熱愛中華文化：學姊加入已經快要停社的粵劇社團，每天在宿舍勤練水袖，學古箏的、胡琴的，而我是那種聯考完連看到五言絕句都會想吐的臺灣小孩。他們像是樂於承接五千年厚重的中華文化的最佳代表，而我呢，就國民黨的教育思維，應該是屬於那種數典忘祖飲水不思源的叛徒，腦海裡只有西方文學——中國什麼的，一切都太重太漫長太難背了太遙遠了。能逃則逃。
所以，香港如果是中華民國的，不是理所當然嘛，對於中華文化、傳統道德的接收與繼承，香港學長姐們都比我做得好一百倍。
結果，事情不是按著這個劇本來的。一九九三年我繞了一圈國營商店出來，心裡感到更多的不是悲傷而是疑問。只是，這個疑問沒有多久就被想通了。當然，我也順便思考了一下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
對於一個大三的學生來說，要去想到這些事情不是太容易的事。我跟當時大部分大學生關心的事情差不多：談戀愛、打工、翹課、夜遊、唱卡拉ok、跑舞廳......，但這件事情，徹底讓我回頭檢視我的歷史觀來源。
有些事情，就像是楚門秀一樣，你如果不看到牆壁後面的佈景，你不會懷疑自己的生活與腦袋。總之，香港那一趟，讓我這個被國民黨教育長大的小孩，對黨的信任（雖然我不是黨員）可說是一去不復返了。
不過，即使知道臺灣跟香港「不是同一國」，我跟香港的心理距離與喜愛，卻從未曾被拉開來。即便它曾經歡欣鼓舞的準備回歸中國；即便它的人們沒有懷疑過他們心心念念的中華文化，在當時的中國已經蕩然無存；即便他們看似毫無阻礙地接受，週五在香港跑完馬搭上前往羅湖的列車，在深圳的舞廳狂歡；即便一九九八年，香港回歸之後，當我再度踏上香港，從赤鱲角機場深夜帶我們一行人前往香港市中心的計程車司機，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話對我們訴說的香港這一年的改變，他的憂慮與不喜，我都不曾意識到，自己喜愛的香港，有一天，會不再是我認識的香港。
那個自由、任性、潑辣，走著自己八方的路，彷彿靠著傲人的東方之珠的成就與繁華，就能夠永遠是那個總是帶給我衝擊與新鮮感的香港。
對我來說，它一直是距離我最近，滋養、衝擊我最多的境外城市——不是日本東京、京都，也不是世界上其他的城市，就是香港。
（現在回想起來，在我成長的歷程裡，香港還有西西的《我城》、無數餵養我成長的電影、文學作品，以香港注入血肉與靈魂，讓我對這個城市備感親切，那麼，自己在那時卻從未想過，對於臺灣的認識貧脊到可笑——我的國家，在我成長的歲月裡，彷彿不願意教導我認識自己腳下的土地一樣，將臺灣的歷史消聲、抹去。）
二〇一二年，為了反國教，香港人發動數十萬人包圍香港特區政府總部時，我們都被震撼了。這一年，反送中持續到現在，我不停地問自己：是什麼力量，讓我鍾愛的香港，讓他們原本應該生活在日常、街肆，煩惱著營生的人民，讓他們原本應該只需要煩惱著青春一切俗事的年輕人，現在要放下一切，為了免於恐懼、為了奪回自由與權利，日日走上街頭，被毆打、被執瓦斯彈、被槍指、被驅趕？
這些日子，我的腦海裡經常回憶起《去年煙花特別多》裡，解放軍開進香港時的場景。不時回想起當年看到這一幕時的衝擊，彷彿演示著，我未曾親歷的歷史現場——每一個殖民政府、每一場戰爭的「勝利者」，以武力宣示自己主權的圖像。
我無能為香港做些什麼，但我想要寫下它。為了它曾如鏡像般、如重影般疊加在我的生命記憶裡的一切；為了二〇一二年，當我從中國數十個城市流浪踏進香港，感到自由的呼吸湧入毛孔裡的戰慄；為了有一天，香港能夠再度成為我記憶裡那個自由、任性、潑辣，走著自己八方的路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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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02020
現在還是會關注香港的新聞，可是，越見灰暗的現實讓我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抗爭或想辦法突圍，肯定是不願意見到自由失去的香港人的日常，而我唯一能做的、不願意放棄的，是我曾經見過的那個繁榮的、自由的、有著多種多樣面貌的香港，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我記得二〇一二年因為雲門流浪者計畫，前往中國十六個城市拜訪當地的民營書店時，到了青島，自己感覺到不願意再往前走，感受到身體無所不在的抗拒，感受到，周圍雖然生活看似正常，卻無比壓抑。自我審查的可怕在於，它是非常幽微的、發生在你的每一刻思考與日常裡的瞬間。哪些話可以講，哪些話不能說，都會開始出現篩檢機制。在這個思考運行的過程裡，你並不是因為很清楚知道會受到什麼懲罰，譬如被抓去關個十年或者消失不見，所以才這樣做。沒有，當你啟動自我審查時，腦海裡並沒有這些清晰的東西，它比較像是有人在那邊設了一道柵欄，你遠遠看到，就會轉彎了。
連衝撞的可能都沒有。所以，反向的說，在中國，要非常有意識的人，才會挑戰官方底線，衝撞那道柵欄。什麼叫做「過著很有意識的生活」，就像你不想買到基改食物、中國製造、你吃素、你要保護環境，在當代，都必須非常有意識才辦得到。
我沒有要生活在那裡，所以，我沒有刻意壓抑，也沒有刻意迴避，也不特別去挑戰底線。跟絕大多數的當地人不同的唯一一點是：我翻牆。他們多數不翻牆（或者翻了也不想讓我知道，也許），用百度，用微信，對他們來說，牆內生活沒什麼不好，資訊足夠了，看不出有什麼必要一定要用外國的東西。
但我因為一個禮拜就看膩中國新聞了，所以決定翻牆。這個決定，很好也很糟。它讓我感受到牆內的許多不可忍受之處；但它也讓我得以忍受牆內不可忍受之生活。我想，我再繼續生活在那裡久一點的話，我應該就不會翻牆了。
但我知道我不會想要生活在那裡。書業的人都很好，好到你有時會心疼、不捨他們過著這麼富裕但不自由的生活。在那裡，我曾經遇到一個人跟我說：這個國家很不正常，所有有能力走的人都想走。那個「有能力」，是指經濟能力，想辦法把下一代往外送，希望他們不要回來了。
太多，偶爾穿過自我審查的縫隙，對我透露的悲傷故事。
在深圳，我遇到一個在飲茶樓工作的女孩，她眼神發亮地對我說，她的心願是去香港。去那兒瞧瞧，逛逛。聽說那裡特繁華。她這樣說。
其實，程度雖然不一樣，不過，深圳當時也很繁華了。有沒有言外之意我不知道，但對於一些中國人來說，他們很清楚，香港，是自由之邦。
旅行中國由東往北，到北京，再向西部朝南，整整兩個月後，我要再從香港取道返回臺灣，離開中國閘口踏進香港的那一刻，我永生都不會忘記身體瞬間迎來的輕盈感與自由。所以，當林榮基事件發生時，我覺得很可怕，怎麼能夠在香港發生這樣的事？
但所有的權力掌控是透過層層官僚體系滲進社會各個縫隙裡的，能夠發生那樣的事，表示上層的決策已經浮出水面。在中國，決策由上到下，人民對於決策有無同意或反對的權利或反應管道？人民在中國所擁有的權利是什麼？如果你不滿意你的政府、官員，人民在中國可以怎麼做？
我在中國的兩個月，我不思考這些問題。因為沒有人會跟你討論這些事。一方面，我不過是個旅人；另一方面，營生在中國遠比其他任何事物都還要重要。廣告、電視節目、價值觀，都毫不掩飾地告訴你：錢最重要（但後者，極有可能是因為，只有討論這個是最安全的）。
當然，黨的標語是另一回事。它們到處都有，像提醒小學生一樣要人民遵守這遵守那，不可吐痰要有禮節要讓位要排隊要愛黨要愛國......氾濫到眼睛不可能略過。
會厭惡嗎？
也不會，因為差不多就跟空氣一樣，你不會有感覺的。
於我，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