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有兩個畫面造成的恐懼至今都烙印在我腦海，直到現在，走在台北街頭我都不時會抬頭看看。
一個，是戲劇《台灣靈異事件》裡頭，冤死的紅衣女鬼，在行徑間的高架捷運車窗內，瞪著高架底下的負心漢；另一個，就是SARS爆發、和平醫院封院時，高樓窗內醫護無助的眼神，在她身邊，用A4紙手寫著「要分區隔離，不要等死」。
對一個孩子來說，和平醫院封院就像鬼故事。你可能只是來陪家人動個小手術、來領個藥，甚至只是探望朋友或借個廁所，但台北市政府一聲令下，你就要不明究理地、毫無預警地被關進這個密閉空間，獨自面對看不見的、死亡率超過10%的病毒。
一種恐懼來自其中的隨機性：這些人並不是生病或犯了什麼錯才被關進和平醫院，他們只是不巧在那裡，每個人、包含我都可能不巧在那裡，莫名其妙地被囚禁、生病、等死，多麼無辜。
而另一種恐懼，則是害怕人性的自私：當時幾乎每個人、包含我在內，心裡都默默希望把SARS病毒跟其他上千個台灣人一起鎖在和平醫院裡，即使明知道其中多數人是健康的。
把和平醫院裡的人稱作英雄，只是為了隱藏我們的自私，而這種自私最終反噬了我們自己。
沒有經歷過SARS的年輕朋友可能很難理解，為何會有這麼多老人在武漢肺炎期間指控政府蓋牌隱匿疫情。在現今的台灣，如果有一點點感染武漢肺炎的可能，我們都會希望自己接受檢測確認是否染疫。但是，活過SARS期間的老人有著這樣陰暗的記憶：因為和平醫院封院帶來的恐慌，害怕自己或家人被強迫關進醫院等死的民眾，往往會選擇隱匿過往病史，導致相關疫調及管制都失去意義。
高雄長庚的院內感染就是這樣爆發的。在台北和平醫院封院的兩天後，一位病人到高雄長庚急診，當醫師按程序詢問是否到過北部疫區或其他醫院就診時，家屬都加以否認，於是病人被安排住進胸腔科病房。
幾天後，他的病情急速惡化，由於症狀與SARS極為相似，在院方追問下，才發現住院患者曾在傳出SARS疫情的台北仁濟醫院接受治療。高雄長庚緊急招回曾第一線照顧他的醫護人員進行檢查，但為時已晚，感染已經擴大，最後台灣成了世界上最後一個從SARS疫區除名的地方，而曾治療這名病患的林永祥醫師，不幸成為南部唯一一位因SARS而殉職的醫護人員。
因為有了SARS的慘痛經驗，才會從當初和平醫院「不進不出」的突襲式強制封院，變成如今桃醫的「只出不進」。你不需要再隱匿相關病史，只要誠實接受疫調，你就能接受最完善的治療，然後健康地重返生活。沒有人會把你和其他患者一起關著自生自滅，沒有人會強迫你演一個你根本不想作的英雄。
當年和平醫院封鎖線兩邊，那一雙雙對人性失去希望的雙眼，成為了如今桃園醫院門前，滿滿的愛心早餐、健康食品跟手寫感謝卡片；走過當年那段抗煞歲月的醫護們，如今已成為最令人安心的第一線，是我們最堅實的防護盾。但與此同時，至今仍不願承認SARS防疫錯誤的決策者，還在對指揮中心指指點點，新聞爆出部分餐飲業者不願接待桃園醫護，更有5個縣市發出了「禁桃令」，試圖把團結台灣人分成「我們」與「他們」。
卡謬在談論他的《鼠疫》時曾說，這部作品是關於「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在名為SARS的這場瘟疫期間，恐懼凌駕了人性，獨裁凌駕了專業與事實，就像過去的白色恐怖，無辜的人被囚禁等死，社會間的信任瓦解，人人只想著自己的生存，不在乎他人的犧牲，病毒不只帶來了疾病，更喚醒了尚未遠去的威權幽靈。
如今，在疫情再度籠罩的此刻，走在台北街頭的我仍不時會抬頭看看高樓的窗戶，想起當年和平醫院內外的台灣人。一眨眼快18年過去，有些人仍活在威權時代離不開，但希望更多數的我們都有成為更好的人，別再迷信威權的效率，別再重複違反人性的舉措，別再要求少數人為大局犧牲，那不是什麼高尚的英雄主義，那只是不願承認的自私與卑劣，這種虛偽的包裝只會讓你變得比原本更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