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疫情在歐美大爆炸，碩二的冬季學期倉皇結束，而我對於碩士班僅剩的記憶似乎只剩下封城前的兩場學生研討會。
第一場又遇中國聽眾鬧場
一月最後的兩天，我也不過從台灣（當時算是加拿大人眼中的疫區）回到多倫多三天吧，大腦還賴在中原標準時間，匆匆忙忙地把去年年底寫的論文拿出來複習、摘要、製作Power Point、講稿都來不及練習，就得上台發表論文，外加主持一場主題討論。
已經是第二年參與種族和多元主義學生會議，然會議前一晚胃痛依舊，也睡不著覺。儘管事前和主持人打了聲招呼，而且報告的內容絲毫不涉及台灣和中國的愛恨情仇，可完全不出我所料，一個中國聽眾還是趁著Q&A時間，大辣辣地教訓著我：說什麼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已經忘記自己是從哪裡來，而這全是蔡英文害的。誒我說這位大叔，我實在不想告訴你，其實我也是個中年人，從小背三民主義好，熟讀中國歷史五千年，要不是當年在德國學術場合總是碰到像你這種不針對報告內容問問題的觀眾，我都還沒機會得到一個屬於自己真正的台獨啟蒙時刻呢。
主持人在試了第三次後，終於阻止他意猶未盡地抒發，結束這場鬧劇。
翹課兩週回台灣投票的後果是連續三星期沒時間睡覺，修課的閱讀進度還沒趕上，第二場學生會議已經接著來了，我暗忖自己怎麼陷入這個困境的？為什麼不拿份期末報告投稿就算了？何苦開個新題目？
第二場研討會是我們所上學生會每年的例行盛事，可別看這只是個學生研討會，本所財力雄厚，足以付錢邀請歐洲學生飛來共襄盛舉。
只是也沒想到第二場竟是同學之間的最後聚首
二月底，多倫多歲月仍一片靜好，就是風蕭蕭雪颯颯，研討會前晚，在夏季學校認識的美國學生十萬火急的從美國中部的某個機場傳訊息給我，飛機被取消了，恐怕只能線上報告。班代表則在臉書頁面緊急公告，希望有同學自願接待從西班牙、英國和德國來參加會議的教授和學生們，所上熱情的一年級生們爭相報名，在場沒有人想得到兩星期之後，歐洲的疫情大爆發，接待原來是個捨命任務。
報告當天，我睡到自然醒，去吃頓希臘美食（Munk School的財力雄厚向來體現在會議餐上），才進教室。原以為零下20度的星期日，時程來到最後一組，同學早撐不住回家了，沒想到教室擠滿人，這約莫是我在研一第一堂必修課後，看到同班同學來的最齊的一次。一年級時上課發言時的緊張感瞬間又湧上心頭，過去兩年我總是盡力選擇沒有所上同學參加的場子，但該來的躲不過，只好默默說了句see you later，就開始埋頭讀稿子。
十分鐘後我抬起頭，可以看見同學的眼神多了一點刮目相看的況味（但評論的德國教授滿臉不以為然），同組報告的德裔同學說妳應該繼續發展這題目啊，而同辦公室的韓裔學弟直白地大聲對我喊：「妳的論點和切入角度真的很獨特，也很有說服力耶！不過，假如可以看著大家報告就更好了。沒關係！反正妳還會讀博士班，還有很多機會可以練習。」整個房間都笑起來。
我們這一組正好討論歐洲的移民和難民政策，很快地Q&A就變成歐洲與會者和我們班同學互相吹捧自己的難民政策——這是第一次我感受到加拿大年輕學生對自己生長的國家和多元主義如此自豪，即使他們多數人的(祖)父母都是從歐洲移民過來的。
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著，直到天色暗下才各自散去。誰也沒料到二月底的這場CERES學生會議就像一場太平盛世的最後宴會，過後所有人倉皇地回到原居地，直至學位結束。
原先三月底在美國有另外一場研討會，在川普驚天宣布美歐斷航後，理所當然也被取消了。學校停課，所有人被勸著應該留在家，lock down期間的第一要務是追劇，課程、論文、研討會、期末報告暫時被拋到腦後，直到四月最後一星期，我打開新文件夾打算寫新的研討會論文，打了三行，收到通知，10月那場也取消了，又關上檔案。
看起來很長一段時間吃不到會議餐盒。
最後，分享一點碩士生參加學術研討會的心得：
寫proposal、投稿、寫研究論文、在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這兩年幾乎成了我的日常。原因無他，在加拿大，文科研究生都需要拼了命申請國家研究獎學金，有文章發表在正式刊物最好，至於用Oral Presentation刷履歷，是用以說服獎學金評審自己是個主動的研究者之最初級、最起碼的證明，而我就讀的Muck School格外講究學生組織研討會，倒也給了很多練習的機會。
而作為學生參加學術研討會，最大期望值是這10–20分鐘的口頭報告能讓某個教授對你刮目相看，很多人以為是出色的講演或是完成度很高的研究論文，但老實說，這些教授看得不夠多嗎？在學術研討會上，讓別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提出自己的原創見解，尤其是那些還不夠成熟但新穎的觀點，而非只是引用先前學者的模式。
換句話說，報告時，最好花更多時間闡明你的論點、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至於研究結果有，當然好，沒有也無所謂，因為口頭報告不是投稿期刊，萬一你的研究結果不能說服觀眾，反倒會削弱了別人對你研究能力的評價。
還有，千萬不要在Q&A時間回答不出問題時說「我只是個碩士生而已」，是大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