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不安一直跟隨著我從童年、青年一直到中年。我用盡力氣奔跑，從她的不安中逃跑，卻一再地往她的不安奔去，直到我發現自己已經長成一個焦躁的成年，想要掙脫那樣不屬於我的不安，我已年近中年，而我已失去生命中對於未知的探尋。
小學的最後一年，我便違規地自行騎單車上學。（到底為什麼不能自己騎單車上學我也不懂是什麼規定。）姊姊上了國中，我不用與她一起上放學，像是被釋放一樣；有了單車我的上、放學時間縮短了，也意味著我離開或到達學校以前，多出比別人走路上學更多的時間。
我最常需要做的事是「找一個藏單車不會被學校老師或同學發現的地方」，停好那台帥氣的，女生不騎男生跨不上去的單把單車。在課後，我會騎著它在城裡的大街小巷閒晃，像員警巡邏般的在家與學校的路線上兜轉。
說是規定不能騎單車到校，但級任導師和同學們應該全都知道我「就是騎單車上學」，我既不張揚也不炫耀，也未曾呼朋引伴去挑戰所有「大人要求我們應該怎麼樣」的規定，我默默地做著「我就是要這樣做」但違返規定卻又「不知道為什麼應該被限制」的事。
我從不挑戰過於危險的事，也不做那些「要跟大人多做解釋自己幹嘛那樣」的事，或者完全不做任何「會被質疑不可以這樣那樣」以及任何需要跟人有太多交集的事。除了課業再怎麼努力都在那個怪物資優班級考不進前十五名之外，我應該算是一個可以中規中矩的孩子，即使違規我也會花點心思讓自己的言行在一定的標準之內。（在大人以及我自己的標準以內。比如說：講髒話，我會收斂自己只在某些過於氣憤的狀態罵出一兩句，而不會讓它變成口頭禪，成為別人挑剔我的缺點。）
母親應該是太不安了。
那個十來歲的年紀，大部分的家長都還在思考「孩子在外面會不會有危險」？母親卻擔心我去幹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即使我每天只在上、放學時間騎單車閒晃，上學早到放學固定時間到家，不呼朋引伴也甚少與同學出遊，早上起床時不用鬧鐘，規律地在六點起床、六點二十分打開電視看那短短十分鐘的卡通⋯⋯
我似乎沒有對母親在我身上投放的不安做出什麼反應？像植物行光合作用一樣，吸進母親呼出的二氧化碳，吐出氧氣讓母親能夠好好呼吸。我只時刻地緊繃著自己不越界的行為，不要讓自己成為壓垮她的那根稻草，而母親應該也在她的不安中努力的想掙脫，不讓家中本來已經過分壓迫的氛圍真的在某一瞬間爆炸開來。
一直到年過三十後，不知道閒聊什麼，母親突然說起：「你以前說你要去打球，我跟蹤了你幾次。」
那是我十五～二十歲之間的事。離家有一段距離的學校，是可以騎單車上學的。為了不讓校門口的糾察隊檢查服裝儀容，我都是第一個到校，穿著短褲進校門進了校門才穿上制服的背心裙，下了課又在學校打籃球到夜校同學進校門才離開，週末的三點半離開家門騎車到學校打籃球到了五點半才回家吃飯，這樣維持五年的週末打籃球的習慣。
我笑著問母親：「所以妳有跟到我亂跑嗎？」
母親露出一臉當年她不會有的輕鬆說：「沒有啊！你真的都去打籃球耶！」
母親說她會坐在籃球場隔著一個操場的教室旁看我打球，跟了幾次覺得無趣後就再沒有跟過我出門。而我的習慣是，我既然喜歡也想做這件事，就不會被中斷或被阻止，不論春夏秋冬就連大雨我還是會很喜歡在雨中投籃。
也許也是我過於執著做著同一件事，引發母親的不安：「哪有一個孩子天天出門真的是去運動？」「哪有一個孩子不會悄悄的去做怪？」
我從未發現母親的跟蹤，也深深懷疑她所說的這些細節有些只是她捏造出來的。但我完全相信她所描述的當時，她對自己的人生和身旁她所需要負擔的那些焦慮不安，確實會讓她做出「跟蹤」及「確認」的選擇。
成年以後母親任由我選擇自己的人生，北上工作前她從我與女友的書信發現我和同性談起了戀愛，她花了一點時間接受了這樣的事，以及接受我真的起身逃家，逃離她的不安，她給我而我一直移不開的不安。
當我回到高雄生活、年過三十後，母親笑著提起那時她對我的跟蹤，語氣裡還帶著一種「為什麼當時會這麼不相信你」的疑問。那一刻不知道她是不是終於弄清楚了：
也許人的一生，就是不斷、不停地對抗自己內在的所有不安焦慮，不要時刻讓自己像已經緊繃到會斷掉的橡皮筋，而要擁有那些伸縮的彈性。
中年之時想起母親在我年少時散發出來的不安，仍然會使我胸口像是被壓住什麼而無法用力呼吸，我總是深怕著我只要踩錯一步，就會使母親做出任何我不想發生的事（任何會躍上社會新聞版面的事）；這些不安也已內化成我身體、生命的一部分，我需要用盡全力朝著自己所堅信的信仰，才能稍微解開那些不安與焦慮。
其實。母愛系列。
圖：200810三信家商。底片機。這應該是母親當時的視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