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未正式道別，一起上課二十天後，他回去德國。
聖誕節前夕的最後一天上課，我迫不急待地離開Homestay苛比家，前往蘇格蘭旅行。
臨行前，收到迪克寄來的聖誕卡。沒細讀卡片上歪歪扭扭幾難辨認的德國英文，便胡亂地塞進背包。信裡他嘮嘮叨叨地寫著回到德國後繼續工作及一些生活瑣事。
由南方的伯恩茅斯（Bournemouth）一路向北，經倫敦到愛丁堡，北上印威內斯（Inverness）直到穹蒼島（Isle of Skye），度過有驚無險的一夜，再由格拉斯哥南下回到倫敦。
1989年的最後一夜，擠在特拉法加廣場上，在熙來攘去的人群中，在汽車喇叭聲、酒瓶碰撞聲及人們歡呼聲中，靜靜地看著它流逝。恍惚之間，竟不知身在何處，時間停止，感覺停止，思維停止，眼淚卻無法停止。
假期結束，升了一級，老師是經驗豐富又認真嚴格的比特。依舊同班沒回國的有哥倫比亞的卡彌諾、巴西的歐連多，甜美的卡蘿也自瑞士回來上課。
同學來自世界各地，我則是唯一的華人。其中，有輟學的高中生或gap year的大學生，也有休假中的專業人士或退休的老人家。大家雖來來去去，但相處融洽，上課氣氛也很活潑。
除了語言學習，文化衝擊也很大。年輕的孩子們毫無忌憚地把髒話掛在嘴邊，也互教對方本國的髒話。當他們央我教dirty words時，我囁嚅了好久，死也說不出那些三字經。
有次，瑞典同學提早離校回國，才知道瑞典女性也要拿槍服兵役。還有一次，挪威同學告知下午要請假回家除腿毛，因為老公明天要來度假；這種私密的事，當眾宣布，真是匪夷所思。
總之，各國文化差異之大，令我大開眼界。
學校會定期安排活動，例如放電影、聚餐或郊遊，偶爾也會代購演唱會門票。年紀相近的同學常相約一起吃飯、跳舞或到pub喝酒。這些活動都很花錢，我只偶爾到pub和同學喝個小酒，其他很少參加。
搬到公寓後，家事及早晚餐都得自己動手，加上課業繁重也得準備英文檢定，少有閒暇，但日子過得充實愉快。
一月下旬，苛比太太輾轉寄了一些聖誕節後到達的郵件到學校，裡面竟有一封是迪克從英國中部寄來的。
信很長，冗冗絮絮地寫著被派到英國分公司受訓兩個月，分公司的地理位置及環境，並提及他的房東與他騎腳踏車逆向發生車禍膝蓋受傷等等。最後寫道，回德國之前，他有三天假期將到伯恩茅斯，希望我告知電話號碼及地址，以便與我聯絡。信後加註的日期，是一周之前。
我回信慰問他的腳傷，告知卡蘿已返校上課，歡迎回學校看我們，並感謝他之前帶給我們的歡樂，最後留下學校的地址。
星期一，寄了信。
星期五早上，教務長蘇通知我有一張傳真在收發室，要我趕緊去拿。我猜可能是托福考試或申請學校的通知，因此一下課，迫不急待地一跑一跳下樓去。
才到樓梯轉彎處，訝然見到迪克笑瞇瞇地擋在樓梯口。忽地見到他，我停下腳步不知該進或退；他快步地衝上前來，猶豫了一會兒，用雙手緊握了一下我的手。
他開始嘰嘰喳喳地提到老闆提早放他假，於是他就趕緊來了，搭了好久的巴士，何時抵達，何時回去，並問我周末有甚麼打算。
這時，他原本認識的德國女孩克莉絲汀經過向他打招呼，我便一溜煙地衝到收發室拿了傳真，想閃過他們溜回教室。
未料他立即停止談話，尾隨我到教室，坐在我的右邊。
他問我他的寶座現在是誰坐的，我說是個祕魯男孩，現在在蘇格蘭旅行。他聽到我說「男孩」，頗不以為然地用鼻子哼了兩聲，接著任性地說，要和我一起上課。
比特進了教室，見到陌生的他，問他是不是新生？他說他是舊生，回學校探望老師同學，想順便旁聽。比特有些不悅，要他去問蘇是否可以？蘇同意，比特只好讓他一起上課。
上課時，如果我答對比特的「例行質詢」，他便翹起大拇指比讚，並對我擠眉弄眼；有時，又像要與我說悄悄話似的，把臉挨得很近。認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他慣用的逗趣伎倆，我卻窘到覺得全班同學都在注意我們。
下課時，他向我展示一台小型的德英翻譯機，並教我如何使用。他說這是1月24日他生日時，爸媽送給他的24歲生日禮物。
這台翻譯機也有儲存資料的功能。他先鍵進我的名字，接著問了我的地址，並註明電話為「無」，最後問我生日，我依序告訴他日、月、年；當他聽到年份時，歪頭遲疑地看我一眼，但沒說甚麼。
不知為何，他試了幾次，資料始終沒存成功。
當天卡蘿缺席，我表示遺憾不知道她的住址電話，無法與她連絡，因為他好不容易才來一趟，一定很想見老朋友一面。
他盯著我好一會兒，問我是甚麼意思？然後又說，他不是來找她的。此時，我才認真地打量這德國男孩，不，德國男士，我第一個認識的德國人。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