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之後，漢昭帝、漢宣帝、漢元帝時，西漢政權穩固，特別是平民天子漢宣帝與自己的貧賤之交許平君許家結為姻親聯盟，政治穩定，這個聯盟一直延續到漢成帝孝成許皇后。漢成帝時漢成帝的舅舅、舜的後人王鳳與許平君的堂弟、孝成許皇后的父親許嘉並立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後來小許皇后失寵、趙飛燕趙合德姐妹崛起，漢成帝沒有男性後代，王鳳、王莽逐漸控制了政權，王氏兄弟四人和侄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漢哀帝時，王莽企圖用「再受命」的辦法來解決危機，結果失勢。平帝時，王莽復起，通過一系列手段來為支持自己篡位奪權做準備。平帝病死，孺子劉嬰立，王莽見有機可乘，於初始元年（公元9年）廢孺子嬰，自立為皇帝，改國號為「新」，西漢亡。西漢一共210年。假如不算少帝、廢帝等一些在位時間較短且為呂雉等人的傀儡皇帝的話，西漢一共經歷了11代皇帝、12代君主（因為孺子嬰沒有當上皇帝，僅僅當了3年的皇太子）。也有把新朝滅亡後在長安重建漢室的更始帝算作西漢最後一位皇帝，但劉秀建立的東漢並不視其為漢帝，因此存在爭議。
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指新朝時王莽以儒家的政治理念托古改制，推行的一系列的社會改革。王莽仿照《周禮》的制度推行新政，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煮鹽、冶鐵、釀酒、幣制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廢止奴隸制，建立五均賒貸（貸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權力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刑罰、禮儀及田宅車服等儀式不停回復到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
由於政策多迂通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而且朝廷朝令夕改，使到百姓官吏不知所從，不斷引起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天鳳四年（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四起，各地農民紛起，形成赤眉及綠林大規模的反抗，導致新朝只建立了十五年便告滅亡。
王莽當政時，便不斷有大臣進行勸誡，從中可以看出當時高級官員對王莽改制失敗原因的分析評價。比如地皇二年（21年），「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屍，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為賊害也。故祿引此而言。」）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冝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豔反。」）」
綜觀王莽的一系列新政，其主要問題乃只求名目復古，要求恢復周禮，徒增行政困難。如實行王田制乃根據周代的「井田制」，但井田制的崩壞乃因為人丁增加，耕地不足以養活各人丁，再實行井田制自不可能成功。又如幣制改革不但令貨幣種類繁多，更嚴重的問題是，這些貨幣有的是古時貝幣等，皆是因為使用不便才被淘汰，再恢復使用自當引起混亂。
錢穆《國史大綱》評論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而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裡也語帶諷刺的評論王莽：「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
除了不符世情外，王莽改革失敗還有其他原因：
- 缺乏改革的技術能力，而行政官員大多近乎腐敗貪污；
- 改制前後缺乏周詳計畫，以致法令繁複，朝令夕改，如：多次幣制改革，令貨幣種類繁多，導致通貨膨脹；又以嚴刑強制執行，使人民反感；
- 諸多措施，如行王田制、禁賣買私屬、行六筦，嚴重損害既得利益者，後者自然鳴鼓而攻之。
呂思勉曰：「新室政治可分數端：一曰均貧富，二曰興教化，三曰改官制，四曰修庶政，五曰興學術。凡莽之所懷抱者，多未能行，或行之而無其效，雖滋紛擾，究未足以召大亂，其召亂者，皆其均貧富之政，欲求利民，而轉以害之之故也。」「莽之病，在於偏重立法，而不計法所以行。」「舉事規模過大，遂致流於奢侈而不自知，亦為莽之一失。」
簡言之，王莽只是從書籍中瞭解周代封建體制，只知皮毛卻不知其精隨，非但無法令中國回到封建體制，反倒加深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更進一步深化武斷政治，種下日後中國政治體制所造成的諸多災難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