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在布拉格城堡寫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若他見過深水埗唐樓天台晾曬的百家衣，定會驚覺東方人早已將這道哲學命題縫進生活裏。三姑六婆在街市掂量冬瓜的重量時，指尖掐算的何嘗不是存在之輕重？輕是雲絮拂面，重是山巒壓脊，可港島地鐵月台的上班族，偏偏練就了在兩列疾馳列車間從容讀報的本事。
記得太平山纜車翻新那年，老電車仍固執地叮叮作響。車長陳伯三十七年如一日地扳動銅製操控桿，他說鐵軌震顫的韻律比聖經詩篇更療癒。某夜暴雨，末班車廂只剩醉漢在嘔吐物與淚水中呢喃：「點解返屋企嘅路咁長？」陳伯默默遞上繡著木棉花的舊手帕，那一刻我忽然懂得，生命中最重的原來是他人無處安放的輕。
上海理髮廳的鏡前，剃刀遊走如禪師運筆。老師傅總說：「後生仔，頭髮要剪得夠輕，頭顱才抬得起。」牆上泛黃的月份牌美人，眼波流轉間盡是民國女子以髮簪稱量命運的智慧。她們懂得在鴉片煙榻與革命旌旗間，用一縷青絲繫住時代的飄搖。
重慶大廈轉角，裹著紗麗的南亞少女捧著芒果糯米飯疾行。香料氣息與冷氣機滴水交織的剎那，令我想起伊卡洛斯墜海前瞥見的雲影——過於執著飛翔之輕，終被烈日融化羽翼；過度沉溺大地之重，又恐化作推石的薛西弗斯。倒是天星小輪的老舵工說得妙：「食慣風浪嘅人，最怕係無風無浪。」
薄扶林村最後的養蜂人，在鋼筋森林縫隙釀著琥珀光陰。他說蜜蜂採蜜時背負的重量，恰是牠們舞蹈的節拍器。這讓我想起蘇東坡夜遊赤壁時寫的「寄蜉蝣於天地」，原來古人早參透輕重相生的奧義。當糖漿在蜂蠟中結晶，我們方知甜蜜原是時間施予的恰到好處的重量。
皇后碼頭拆除那夜，我看見白髮阿婆對著混凝土碎塊焚香。灰燼隨海風盤旋的姿態，竟與敦煌飛天衣袂飄舉的筆觸暗合。千年來東方藝術最精妙處，不正在以吳帶當風之輕，承載蒼生悲歡之重？就像黃霑寫《滄海一聲笑》，五聲音階裏盪出的是整部華人漂泊史。
茶涼時分，侍應生阿鳳擦桌的動作忽然凝住。油漬斑駁的桌面倒映著她年輕時的選美照，髮髻上的水鑽與此刻圍裙的油星同樣閃爍。她笑著把抹布擰成朵白蘭花：「靚唔靚？呢個皺紋係同個仔慳學費慳出來嘅。」剎那間我明白，生命中最不能承受的，原來是我們親手為之賦予重量的那些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