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陸軍中將高安國近日因涉入中國統戰系統、意圖於戰時擔任「內應」而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其軍階之高、涉案性質之重，使此案成為近年國家安全領域中最受矚目的判決之一。如果此事發生於蔣介石統治時期，以當時的法律與政治氛圍而言，高安國「應已槍斃」並非誇張之詞。
過去《懲治叛亂條例》對通匪、叛變行為多採唯一死刑，而審判程序多由軍法機關迅速裁定，幾無辯護與公開討論空間。然而，台灣已走入民主法治時代，今日的國家不再以非常手段維系安全，而是倚靠制度、證據、與程序，來處理最嚴峻的叛亂案件。 由「槍斃」到「審判」：這是歷史的轉折，也是文明的進程 在戒嚴體制之下，叛亂被視為動搖國體的絕對罪行，國家藉由死刑、軍法與例外程序快速處置，強調的是震懾與秩序。然而自 1991 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1992 年限制軍事審判權後，台灣正式由「例外統治」轉向「憲政統治」。國家不再以恐懼維繫忠誠，而以法治維繫信任。這表示，即便面對威脅國家存亡的行為，被告仍享有辯護權、公開審理與上訴程序。這不是退讓，而是成熟。 理念之自由與行動之界線：法治所畫下的分水嶺 台灣社會允許多元政治信念的存在：主張統一者與主張獨立者皆有表達其理念的自由。然而，當理念轉化為「為境外政權建構組織」、「軍事行動中擔任內應」、「以暴力或脅迫改變政體」等具體行動時，就逾越了法律界線。刑法第 100 條所規範的內亂罪，正是界定這條分水嶺的核心條文。理念可以討論，也必須允許討論；然而，一旦付諸行動，尤其危及國家安全、人民生命與自由者，就必然受法律拘束。民主不是無防備的開放，而是有界線的自由。 退役軍人為何成為滲透的高風險群體？ 退役將領在軍旅生涯中累積深厚的軍事知識、人際網絡與部隊威信，他們熟悉國防指揮運作，亦知悉軍事部署脈絡。這使他們在境外情治系統眼中具有高度利用價值，特別是在心理戰、宣傳戰與戰時情報滲透等層面。因此，退役軍人並非「離開軍中即告安全」，反而可能在退役後面臨新的身分轉折壓力：角色淡出、地位落差、社會位置調整等，都可能被外力利用，成為統戰的突破口。 因此，國家安全並非只存在於軍營之內，而應延伸至退役之後的長期維護。國防體系在退役軍人制度上，需兼顧生涯輔導、榮譽連結與國安教育，使忠誠不僅是法令要求，而是價值認同；亦使防滲透不僅是情報對抗，而是制度設計。換言之，國家要避免退役軍人成為被拉攏的對象，必須為其提供可延續的尊嚴、角色與社會位置。 以文明之法守護國家 台灣今日之所以能以公開審理、證據攻防、辯護程序處理叛亂案件，並非因為國家退縮，而是因為我們選擇成為文明之國。暴力只能換來恐懼，而法治才能建立長久的忠誠。高安國案提醒我們：民主並非毫無防衛力的開放，而是有原則、有界線、有制度的自由。 國家安全不是抽象名詞，而是人民得以安然生活的基礎。而每一次依法審判叛亂者，都是對民主的再一次守望。以槍決對付叛亂，是威權的紀律；以法治對付叛亂，是文明的力量。
小白(李建崑攝影)
通匪叛將，國軍蒙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