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霖第一次出現在案件裡，不是在法庭。
他出現在文件流轉的空白處。
他的名字被列在承辦欄位，不顯眼，沒有標註職稱，只是附在一串程序代碼後面，像是一個負責確認的人。
他的工作不是辯護，也不是審理。
他的工作，是讓已經成立的結論「完成」。
羅霖很清楚，這場辯護不需要被理解。
他在美國做法務助理的時候，見過太多類似的情況。制度已經走到某一個位置，剩下的人，只是在確保它不會中途崩塌。
這不是正義的問題。
是結構的問題。
當他第一次翻開卷宗時，目光沒有停在死亡人數上。那個數字已經固定，不會再改變。他看的，是用詞。
「可能」
「高度相關」
「尚待確認」
這些詞彙排列得很謹慎，卻也很危險。它們如果不足以支撐那個已經寫下的結論，就會成為未來被攻擊的破口。
羅霖知道，這就是辯護存在的理由。
不是為了替范正說話，
而是為了讓制度站得住。
他沒有去見被告。
至少現在還沒有必要。
在這個階段，被告的感受不影響任何程序。會影響程序的，只有文件是否完整、邏輯是否閉合。
他聯繫鑑定單位，確認報告的用語邊界。
不是要求修改，只是確認——
這些字，是否經得起反覆引用。
鑑定人給出的回答同樣冷靜。
「這已經是我們能做到最保守的描述。」
保守，在這裡是一個正面評價。
羅霖把這句話記進備註。不是為了之後使用，而是為了提醒自己：這個案件不會有更漂亮的說法。
辯護的理由，從來不漂亮。
它只需要成立。
當外界開始期待辯護詞時，羅霖已經知道，那些期待注定會落空。這場辯護沒有戲劇性，沒有轉折，甚至沒有立場。
它只會一再重複同一件事——
法律不能處理不存在的責任。
范正做了什麼，不需要再被證明。
制度現在要確認的，是他「能不能被要求承擔」。
而這個問題，一旦答案傾向否定，就再也回不去了。
羅霖在文件最後簽下自己的名字。
不是為了表態，而是為了承擔流程。
他知道，當這場辯護真正開始時，沒有人會記得他做過什麼。
也不需要。
只要結論能夠順利生效，就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