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前夕，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發表一篇文章，指出女記者在追求真相的過程中，「性別」竟然成為了一種被攻擊的標靶。
這種處境，也在影視作品中得到某種程度的映照。去年的台劇《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描述一個菜鳥記者林姵亭為了挖出演藝圈和商界黑暗的一面，不慎丟失性命，又被貼上「吸毒」、「愛玩」的負面標籤。但他的上司劉知君和同事莊大海不相信其他媒體的說法，在突破重重阻撓之後，才逐步拼湊出林姵亭死亡背後的真相。飾演劉知君的演員林予晞曾經在專訪時回應，為何劇名要標出「女記者」，她說：「我們在講的是一個女性的故事，所以要Focus在這個性別上。」這個回應點出性別在新聞環境中的壓迫，在看似進步的新聞體系中，女性究竟貢獻了什麼？又正在承擔哪些隱形的壓迫？
性別化
CPJ 指出，當女性試圖觸碰貪腐、性暴力或政治責任等核心議題時，將會面臨額外風險無論是在加薩的戰火中，還是委內瑞拉的動盪裡，女性記者遭遇的威脅具有高度的「性別特徵」。她們面臨的不僅是職業上的封殺，更有針對其身體與名譽的直接攻擊。
菲律賓獨立媒體《拉普勒》（Rappler）創辦人瑞薩（Maria Ressa）就是代表性案例。她在杜特蒂任內揭露政府貪腐內幕，更批評掃毒戰爭是濫殺無辜，因此成為杜特蒂的眼中釘。國際記者網絡（IJNet）統計她所遭受的攻擊，其中6成打擊她做為記者的公信力，剩下4成為個人攻擊，包含性別歧視、厭女和露骨語言，包含對其外貌的羞辱，甚至還有強暴威脅。這類攻擊，將公共空間的辯論，轉化為對女性的否定。
台劇《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中，也藏著社會對女性記者的否定。
劉知君在追查命案真相的過程中，阻礙不僅來自權勢的威脅，更要忍受體系內部的工具化——馬姐知道劉知君和郭檢曾是夫妻，同為女人，她卻以貶低的詞句說，「那個女記者跟檢察官搞在一起過。」梁辰漢更是毫不掩飾自己的不屑，說：「我還以為她有多大本事，原來頭條都是睡回來的。」一句輕飄飄的話，就抹滅劉知君搜查新聞、培養線人、訪談利害關係人，以及一字一句雕琢報導的過程。
劉知君也有句台詞：「起碼我現在在寫獨家新聞的時候，不會再有人說劉知君的消息都是郭柏伸給的。」
數位處刑
CPJ 報告中特別強調了「協調性的網路虐待」（Coordinated online abuse）。
這種攻擊通常不針對「報導真偽」，而是針對「女性身份」。從外貌羞辱、性特徵的嘲諷，到對私生活的造謠，目的只有一個：透過摧毀一個女性的人格，來否定她作為記者的公信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調查指出，在2020年，有20%的受訪女性記者表示她們遭受的網路攻擊與線下的虐待、騷擾或攻擊行為有關；到了2025年，這個比例提高至42%。而在受訪的女性新聞工作者中，有19%表示，曾經歷過AI輔助的網路暴力，顯示數位暴力正越來越容易引發現實世界的傷害。
報告指出，網路暴力成為女性在參與新聞、公共辯論和民主生活中的一大障礙，可能迫使女性在公共場域中噤聲。
這種「數位處刑」成本極低，卻能有效地迫使女性記者產生自我審查，甚至永久退出公共論述。
結構性壓迫
報告中一項值得注意的數據是：CPJ 在 2025 年支持了 339 名女性記者，並首度開發了針對女性記者的心理健康援助計畫。
女性新聞自由組織（Women Press Freedom）2024年的年度報告指出，該年度總共有951起針對女性記者的新聞違規案件，較前一年增加56%，包含身體攻擊，以及法律騷擾，其中更有21名女記者遭殺害。
我曾聽過一個台灣記者分享，她剛入行時被上司指派報導有男子在某隧道跟蹤女子的新聞，上司要求她穿著短裙，並讓攝影機以仰拍方式，拍攝她在隧道行走的畫面作為示意圖。
2023年，西班牙女記者巴拉多（Isa Balado）在室外與棚內連線時，被一名路過男子伸手觸摸臀部，男子還毫無悔意地否認有觸摸巴拉多，並在離開之際又試圖撫摸她的頭。
女性在公共領域中受到的騷擾數不勝數，不只是新聞記者會面臨新聞體制的壓迫，報導中的女性，其身體部位也可能成為報導的「焦點」，強調翹臀、長腿、大奶或容貌姣好，例如太子集團特助劉純妤，就被媒體描述為「豪乳女特助」，甚至連與公眾利益無關的私生活也被網友和媒體挖出來。有時也會強調性感穿著如細肩帶和短褲等等。媒體鮮少以特定部位和穿著描述男性，卻重點描繪女性，好像只有身材和容貌是她們唯一能上得了檯面的優點。
2023年，韓國實況主企鵝妹來台直播徒步環島，除了她的壯舉之外，媒體也相當關注她的外貌，包含疑似變胖和曬黑等等，並放大檢視過去情史和隆乳手術等等。
結語：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新聞自由？
CPJ 的報告提醒了全球讀者：新聞自由的完整性，取決於這個體系能否容納多樣的聲音。如果女性記者因為恐懼騷擾、監禁或暴力而噤聲，大眾失去的將是那些唯有透過女性視角才能被看見的真相。
影評網站「釀電影」說，《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是一則「女性如何在壓迫之下試圖尋找出口」的故事：被誘姦的女藝人許筱安用自我了結逃脫痛苦；娛樂女記者林姵亭付出生命希望能讓真相出現一絲曙光，卻被貼上負面標籤讓真相蒙塵；董事長夫人姚于甄漠視加害者行徑，甚至成了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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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映照出全球新聞圈共有的困境。在這個婦女節，我們不該只是慶祝她們的勇敢，更該反思：為什麼這個體系，非得要女性顯得如此「勇敢」，才能獲得說實話的權利？
後記
本來想投到《換日線》的，但我實在寫太慢，昨天才匆匆完稿，仍覺得許多不足之處。
不確定換日線的編輯假日是否有上班，不過我等了一天沒有回音，我也只好當作換日線不收。
和朋友討論文中不足的地方，她擔心可能引起性別對立，也提到男性在父權社會下，被要求表現出陽剛、堅強的形象。
不過我擔心文章太雜亂，加上沒有找到男性受到新聞體系壓迫的正式研究，所以終究沒有採納。
本來就一直想找機會寫一篇關於《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的文章，但又不知道如何切入。不過前幾天看到 CPJ 的文章後，第一個浮現的就是這部劇。
我也想聊聊「娛樂新聞」。
我之前一直覺得娛樂新聞超沒必要，只是為了滿足人類的偷窺慾，毫無公共利益的價值可言。
之前讀了《新聞崩壞，何以民主》，裡頭講到許多為美國新聞進行改革的人，其中有人很努力在「扒糞」做「小報」（tabloid），當時還很不理解，直到在看了這齣戲才知道，娛樂新聞還是有價值的，只是不該只是關注女藝人的身材變化，而是要在其中看到公共利益。
這篇講得很淺，因為急著想在 3 月 8 日發，想法還沒有很深，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和我分享想法。
也順便揭露一下，關於 CPJ 的部分，是因為當時急著想在 1 、2 天內產出文章，所以把 CPJ 的文章丟給 AI 生出大致架構，不過除了 CPJ 的部分都是我寫的，我也修了一些東西，提高整體文章的通順。
最後，私心分享一下，今天上班前看到作家謝宜安在臉書呼籲男性不要騷擾女性的貼文，我把它寫成新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