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作為因果解釋或意義詮釋的研究（者）之外，攝影機如同鋼筆，而紀實性的音像，也可以成為紀錄者創作或書寫的素材，進而衍生出不同的文體（stylistics）。
除了作為因果解釋或意義詮釋的研究（者）之外，攝影機如同鋼筆，而紀實性的音像，也可以成為紀錄者創作或書寫的素材，進而衍生出不同的文體（stylistics）。
首先是「詩」（Poem）：假如我們將一顆一顆的鏡頭，視為一個一個的文字或音符，或者將一場一場的場景，視為一段一段的語句或旋律，並進一步將這些鏡頭與場景組織或結構起來，它就成為詩意的文體，用以傳達某種意象、意境或意念。
早期的形式即是類似城市交響曲的作品，從Berlin: The Symphony of a Great City（Walter Ruttmann, 1927）、The Bridge（Joris Ivens, 1928）、Rain（Joris Ivens, 1929）到À propos de Nice（Jean Vigo, 1930）等等；近代則有Koyaanisqatsi（Godfrey Reggio, 1982）、The Forest of Bliss（Robert Gardner, 1986）、Lessons of Darkness（Werner Herzog, 1992）等等。
在台灣，則有《台北之晨》（白景瑞，1964）、《王船祭典》（張照堂，1979）、《帶水雲》（黃信堯，2010）等等，尤其是其中作為經典的《王船祭典》，將宗教民俗的紀實影像和Ommadawn的前衛搖滾民謠音樂（Mike Oldfield, 1975），進行了一種既非MV、也不是配樂的有機結合與再生。
其次是「散文」（Essay）：Essay的源起，來自於Essais（Michel de Montaigne, 1580），意指從作者的個人視野，對於生活、文化、人生或歷史有所深刻的觀照，因此，散文電影（Essay Film）（Rascaroli, 2009╱余文琦編、洪嘉春等譯，2014），代表導演將其所思所想直接書寫於電影之中，使其成為個人表達思想的工具。
而其中的字卡或者畫外音，往往就成為重要的面向，藉此來辯證與探討一個特定的問題，André Bazin於1958年發表了關於Letter From Siberia（Chris Marker, 1957）的評論文章，稱它為「一篇用電影紀錄的散文」（un essai documenté par le cinéma），有時是遊記，有時是書信體，有時是彙編電影，影像與畫外音形成了一種互相辯證的關係。
第三則是「日記」（Diary）與「自傳」（Autobiography）：它還可以是表現或展演自我的文體，有時它偏向於日記電影（Diary Film），著重於我在記錄我親眼目睹的事件和我親身經歷的印象和情感，而我記下這些想法、事件和存在，是為了以備將來之用，讓我得以展示自己（Rascaroli, 2009╱余文琦編、洪嘉春等譯，2014，頁32）；有時它偏向於自傳民族誌（Auto Ethnography），尤其是外在的社會脈絡如何影響並作用於我（或我們）的身心狀態，以及我（或我們）如何在一定的社會脈絡下採取回應與行動。
當紀錄者等於被攝者時，我們通常會稱之為「私電影」，但它最容易流於張愛玲在《流言》（1944）所說「瞪眼看自己的肚臍」的結果：「他們花費一輩子的時間瞪眼看自己的肚臍，並且想辦法尋找可有其他人也感到興趣的，叫人家也來瞪眼看」；然而，它也可能因此發揮「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效應與影響。
參考資料
余文琦編、洪嘉春等譯，2014，《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金城。（Rascaroli, Laura. 2009. The Personal Camera-Subjective Cinema and the Essay Film. Wallflower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