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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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藝大 / 紀錄所 / 教授 / 紀實音像(documentary) + 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 / 作者論或主體性: 紀錄片及其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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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到舊
正是站在了後設及其反思的位置，我們如同解脫了束縛的囚徒，得以看見紀實性音像的文化生產過程，同時，針對這個常規與建制（institution），開始發展出實驗性的方法。
這位解脫了束縛的囚徒，正是站在一個後設（meta-）的位置，並且開始質疑「被當作真理的那些東西的影子」以及「我們受到束縛與看到幻象的洞穴」，換句話說，這一類型的紀實音像，即是呈現製作的過程，並有如拍攝電影的電影。
除了作為因果解釋或意義詮釋的研究（者）之外，攝影機如同鋼筆，而紀實性的音像，也可以成為紀錄者創作或書寫的素材，進而衍生出不同的文體（stylistics）。
小川紳介（Shinsuke Ogawa）從早期到晚近的作品及其方法，呈現了參與者和觀察者的角色比重之差異與變化。
除了歸納的原則之外，還有「演繹」（deductive）的原則，也就是設計若干可以「測試」的「假設」，從而可以對真實的解釋進行評估。
無論是社會議題的（social issue）或個人肖像（personal portrait）的紀錄片（Nichols, 2001, pp.166-167），紀錄者乃是透過被攝者的影像，為我們作出舉「例」（examples）的說明或因果的解釋。
佛萊赫堤（Robert J. Flaherty）於1922年完成的《北方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通常被視為歷史上的第一部紀錄片。問世以來，也引發了不斷的爭議。儘管如此，《北方南努克》還是為後世留下了幾個重要的線索，尤其是關於如何透過不同的紀錄方法來凸顯被攝者的主體性。
「我們的肉眼所見有限—於是，人們夢想著發明顯微鏡，讓他們得以看見本不可見的現象，然後，他們又發明了望遠鏡……現在，人們有了完美的攝影機，可以更深入地洞察可見的世界，並探索和記錄視覺的現象，如此，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未來必須被列入的事情，都不會被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