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秦暉曾提出了一個極具顛覆性的觀點：他認為近代中國曾出現了『兩次啟蒙』運動。這一論斷無疑挑戰了長期以來新文化運動是中國唯一一次啟蒙的傳統觀點。
秦暉認為，如果將啟蒙定義為對『共和』、『民主』、『憲政』等現代文明價值的認同，那麼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啟蒙』並非是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而早在19世紀中後期就已經發生；新文化運動只能算是第二次啟蒙。他在2015年著文《兩次啟蒙的切換與『日本式自由主義』的影響——新文化運動百年祭（二）》，提出了這一觀點。他在文中說，『「 共和」、「 民主」等概念也並不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才在中國『啟蒙』的。對這些觀念的啟蒙其實早在鴉片戰爭後不久就開始了，並且愈來愈成為潮流』。然而，『啟蒙』並非單純的思想傳播。約定俗成，『啟蒙』一詞有特定的內涵，默認為面向大眾，至少面向更多的受眾，無需明示。『啟蒙』的本義就是先生啟發蒙昧。啟蒙不僅涉及思想內容，更關鍵的是涉及受眾與傳播媒介。歐洲啟蒙運動的核心特徵，就是知識從少數人擁有，進入由沙龍、書籍和報刊所構成的公共領域。秦暉將『啟蒙』單純地定義為思想傳播，有意無意地曲解了『啟蒙』的內涵。
秦暉所謂的『第一次啟蒙』，只是晚清精英知識份子的『閉門會議』。其傳播路徑局限于士大夫的奏摺、私人書信往來。而且用的是文言文，只有少數人能閱讀。並沒有擴散到社會的其它階層。
駐英大使郭嵩燾，雖然在其日記中高度評價英國的政治制度，卻被家鄉民眾視為漢奸。他根據自己在英國所見記下的日記，彙集成《使西紀程》，也是向朝廷的書面彙報，內部參考而已。後來還被清廷毀版禁絕，當時的傳播範圍十分有限。晚清著名思想家、報刊政論家王韜，其讀者主要局限于香港；再者，對內地的士大夫和官僚有些影響。嚴複明確表示其翻譯的西方典籍宜採用古文，不宜用俗文。他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說，『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顯然，他翻譯的書是給士大夫看的，而非大眾。梁啟超早期的讀者群也主要集中在有科舉背景的士紳和留學生。
受限於科舉制的束縛、文字的壟斷以及官場的封閉，晚清精英知識份子對西方思想認識的影響極為有限。沒有擴散及社會大眾，不為大眾所知，沒有大眾的回應和參與。這種精英之間的唱和，實在不能稱為一場『啟蒙運動』。
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被公認為中國的啟蒙運動，是因為它從精英間的共鳴轉為向大眾傳播科學和民主的理念和知識。
白話文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白話文運動絕非簡單的文學改良，而是媒介與語言的革命。它是啟蒙運動得以發生的物質前提，是啟蒙運動的工具。通過白話文，知識份子可以將複雜的現代理念翻譯成普通民眾也能理解的常識，從而打破知識的封閉性。1920年小學國文開始採用白話，極大地加速了國民教育的革新，推動了教育的普及。
胡適和陳獨秀，這兩大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首先大力宣導白話文運動。1918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提出：『我們要創造新文學，也須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我們的工具就是白話』。而陳獨秀則賦予了白話文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認為文言文是維持文化特權的『貴族文學』。他主張啟蒙者必須適應民眾的閱讀水準，才能讓科學與民主的理念為民眾所理解和接受。1917年，他在《新青年》發表的著名文章《文學革命論》中說，『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新文化運動的受眾不再是士大夫、精英知識份子，而是青年學生、城市職員以及覺醒的城市女性。白話文與現代印刷技術的結合，大量報刊的湧現，導致大眾傳媒的爆炸式增長，《新青年》等白話文刊物的影響力遠超此前任何精英讀物。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內涵也比晚清精英知識份子的影響要深廣得多，它涉及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它通過批判迷信和宣揚理性，確立了面向未來的科學精神和知識結構；胡適宣導的懷疑精神打破了對偶像和經書的崇拜，『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成為新的為學方法；白話文學則擴大了作家的視野。周作人的散文擅長描寫芸芸眾生的微細情感；而魯迅的小說則關注底層民眾的真實命運。這種平視底層的寫作轉向，在文言文作為書面語言的時代是不可能的。
正是通過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才將『德先生』和『賽先生』為大眾所知道，所理解和所認同；才使得現代文明的種子在中國落地萌芽；才使得大眾踴躍參與和投身到促使國家獨立和強大的運動中。沒有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就不會激發出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就不會爆發『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唯一一次『啟蒙運動』。
秦暉之所以提出『兩次啟蒙論』，是為其近代史觀服務的。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反儒家，但反錯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確實是反儒家，這是事實。但反儒家並沒反錯，錯在反儒家不徹底。而他認為『第一次啟蒙』則是『反法家』，反對了。他認為，鴉片戰爭後，如郭嵩燾、王韜、嚴複、康梁之流的精英知識份子在接觸西方政治文明後，產生了一種獨特的『發現』：西方的議會民主與權力制衡，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儒家理想中失傳已久的『三代之治』。歸其要義，儒家與西方思想及制度契合，法家與西方思想及制度則相違。所以，『第一次啟蒙』是反對法家，反秦制；其目的在於通過借用西方的民權思想來抨擊法家的專制皇權，從而實現儒家道德理想與現代憲政的融合。
至於為何中國由『第一次啟蒙』轉為了第二次啟蒙呢？秦暉的解釋是：因留日學生接觸並受到了『日本式自由主義』的影響所致。甲午戰敗後，中國轉而向日本學習，大量青年學子因而選擇去日本留學。這個『日本式自由主義』很有些不倫不類，與那些理論解釋不了現實而加以特殊限定如出一轍。實際上，晚清知識精英對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認識很有限，將西方思想和制度比之於中國傳說中『三代之治』的禪讓非常牽強附會。更多地是願望，而不是事實。更重要的是，晚清知識精英對西方的認識於社會的影響非常有限。秦暉的『二次啟蒙』論很大程度上誇大了晚清知識精英對西方的認識及其影響。就我看來，秦暉的『二次啟蒙』論並沒有對中國近代歷史的演變提供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反而將問題複雜化了。
2026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