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若在台大校園問起機械系館，得到的回答常是：「椰林大道走到底，望向北方，那棟又黑又醜的建築，就是！」夾在日治時期的羅馬式古典建築，與光復後極簡的現代建築之間，機械系館的工廠樣式外觀顯得格格不入。因此，當本世紀初校園空間重新規劃時，機械系館與所有老舊不堪用的建築一樣，面臨拆除命運，以騰出空間給更現代化的新系館。
然而，就在虎頭鍘即將落下之際，不知何方神聖喊出：「刀下留人~~~」，保住它的身軀。
這一剎那注定它的前世今生將留在歷史。
2015年台北市政府指定台大機械舊館(註1)為歷史建築，校方遂決定保留東側三分之一建築，成立「工學博物館」，推動工程科學與人文藝術的跨領域交流。
工學博物館是台大校園日治時期最後一棟建築，如同我的父執輩，誕生於日治時期，曾懷抱壯闊夢想，奈何世事紛擾，二戰後，繼續奉獻一生，努力為這片土地付出。
在邁入晚年，面對拆或不拆的抉擇，毫無選擇，如同它的出生宿命，就是要為這片土地，寫詩寫歌，傳唱它所熱愛的土地的歷史。
工博館的前世：從帝大到機械系館
台灣大學的前身是日本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於1928年，設立兩個學院，文法學院與農理學院。
努力西化的日本，深知富國強兵硬實力的道理，於1940年在台北帝大成立工學院，設立四個學科：機械、電機、化工、土木。
歐洲二戰爆發，基於台灣地理位置的樞紐關鍵角色，日本決定工業化台灣，作為前進東南亞地區的基地，摒棄以往文藝氣息的學院建築風格，以實用導向但兼具美學的方式，建造這個南進基地。
1943年機械舊館就在這樣的思維誕生了，當時稱為「工學部共通講座北棟」。
這座建築擁有一應俱全的現代化實驗設施，滿足研究所需的導電、瓦斯、排水、排放實驗廢棄液、通風管等，造就它非凡的外表，也成為標準工學實驗室的樣板。
原計畫在北區校園建造十六棟相同設計的實驗室建築，強化台灣工業基礎研究與教育，如此壯闊的夢想，在二戰日本戰敗後嘎然而止。
戰後，雖然少了帝國軍國思維，不再大舉複製實驗室，國民政府仍延續此工業化計畫，維持工學院四學系的架構，四系共用此建築，稱為「工學院新館」。
十年後，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各系尋求往外擴張，新系館接續建立，最後獨留機械系，自此名正言順稱為「機械系館」。
陰錯陽差之下，日本台北帝大最後一棟建築物，成為了台灣工業教育的起點，也見證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的重要歷史。
接下來的三十年，隨著台灣快速工業化的腳步，以機械系館為核心的機械基地，也迅速擴張，專注材料研究的志鴻館、實務導向的機械工廠、開發火箭技術的熱工實驗室等逐步建立，形塑出機械教育與研究的完整體系，為台灣培養無數的高素質工程人才。
我在機械系館的青春歲月
我在1980年代，投入機械系館的懷抱，渡過快樂又充實的四年大學生活。當時的系館東側二樓是機械設計製圖室與蔣君宏教授辦公室，也就是如今工學博物館被保留下來的空間。
蔣君宏老師是國際知名的機構研究專家，除了學術成就外，也不遺餘力推廣機械設計教育，是我機械設計的啟蒙老師。
我在那二樓空間待了兩年，在蔣老師的指導下學習機械設計，畫了無數的機械畫，也參與很多設計計畫，每天在設計製圖室與機械工廠之間奔波，學習工程理論，也培養「動手做」的實務經驗。
蔣老師1948年自大陸來台，任教於台大機械系，除了曾赴歐洲攻讀博士外，自此待在台灣直到2009年過世，一生都奉獻於台灣的機械教育，以歲月來說，台灣應該算是他的故鄉。他雖然是一位不擇不扣的工程專業，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卻喜歡寫文章抒發感想，記錄他教學、研究、生活的點點滴滴。
老師治學嚴謹，在他麾下學習，就像每天帶著鋼盔，等著他的嚴厲指導。生性反骨的我，倒也處之泰然，常常跟老師「頂嘴」，技巧性地反問老師問題，常讓他沉默數分鐘，思索如何說服這位「皮」學生。
退休後，他仍住在台大職員宿舍，我在台大服務時，常找他聊天，但是一定要謹記事先打電話約時間，否則他可能拒不見我，這是他常教導學生做人處事的原則。
最後蔣老師成為慈濟的大體老師，我到花蓮慈濟送他最後一程，看著他靜靜地躺在手術台上，瞬時我落下淚，往日師生相處情景，不斷在腦中翻頁，我知道他為何會選擇這種方式離開，因為這是他熱愛這片土地的無語表現。
工博館的今生：公眾歷史的起點
在台大校方的大力支持下，原本又黑又醜的機械舊館，華麗轉身成為高雅的工學博物館，推動工程科學與人文藝術的跨領域交流，希望透過這棟歷史建築，展示過去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點滴，或大或小，或喜或悲，能真切地呈現工程教育的歷史軌跡。
工程學科長久以來以技術性與理性思維為主，論述文章條理分明、言之有理，但就是少了溫度，難以引起大眾共鳴。然而，透過工學博物館的歷史脈絡與博物館專業的敘事手法，也許能讓這些理性嚴謹的技術軌跡，轉化為一條條動人心弦的故事。
最近回校園，我沿著博物館的外掛樓梯，進入工學博物館二樓，再度踏上當年思想啟蒙的土地，雖然是空蕩蕩的空間，我眼中卻是擺滿製圖桌，腦中回想起我年輕時沒日沒夜地絞盡腦汁，在那塊製圖板上畫畫又擦擦。轉頭看著蔣老師的工作位置，心中浮現他當年嚴厲卻又帶著微笑的模樣。
工學博物館和蔣老師一樣，曾深深扎根在這片土地，熱切地經歷或長或短的人生旅程。他們不是名人，未曾站在鎂光燈下，也不是什麼偉人，曾發現改變世界的定理與發明。他們就跟你我一樣，在時代的洪流中，默默為這時代留下走過的足跡。
「刀下留人」下的工學博物館，開啟我們這一代為自己寫歷史的契機，透過公眾歷史的視角，讓個人的小故事，如涓涓小水滴匯聚成大河，流向浩瀚的歷史大海。工學博物館的前世，是台灣工業教育的起點，它的今生，則是台灣公眾歷史的新起點，不受軍國主義或政府意志的操控，而是單純源於對這片土地的熱愛，讓每一段歷史，如民歌般地被傳唱不息。
註1：1990年代，機械系辦公室移出機械系館，搬遷至新落成的工學綜合大樓，自此機械系館被稱為「機械舊館」，成為學生的活動中心，邁入晚年遲暮的歲月，繼續呵護它的徒孫，為這些未來的主人翁提供一處遮風擋雨的處所。
1950 年代的照片，這棟建築物當時稱為「工學院新館」，台大工學院四系(機械、電機、化工、土木)共用此建築物。
整修後的台大工學博物館，外掛樓梯被一起保留下來。因為館內的樓梯被拆除，此外掛樓梯是唯一通往博物館二樓的通道。
因為工學博物館設立的緣故，一條原本甚少人走的樓梯，被保留下來，成為打卡的新標的。 最早來此打卡的是一群年輕帥氣的機械系老師與職員，其中一位就是蔣君宏老師，時間應該是1950年左右。
這是我在1988年任職台大機械系助教時拍攝的照片，走上階梯就是機械設計製圖室。當時旁邊有顆結實纍纍的桑葚樹，每天早上爬上這階梯，常順手摘幾顆桑葚往嘴裡塞，整天朝氣滿滿。
這是我大四修習機械設計實習使用的萬能製圖桌。旁邊擺放我在大二時土法煉鋼自製的牛頓反射式天文望遠鏡。修了機械設計實習後，替它設計了一個赤道儀。當時是1986年，哈雷彗星造訪，我徵得蔣老師同意，將望遠鏡放在製圖室，日落後搬到外面空地觀星，也觀測哈雷彗星。
最近有機會拜訪工學博物館，四十年後再度踏上這塊我超熟悉的土地，激動萬分，不自主地手舞足蹈起來。
球面機構是蔣君宏老師重要研究項目，受英國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之邀，出版他畢生研究心血。我當時準備出國留學，也以機構為研究方向，蔣老師送我一本。但事與願違，我往精密量測發展。但我一直保留這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