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閥家的小兒子」
在筆者先前的文章「大地主與原始財閥的積累：談朝鮮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米穀經濟」，曾經提到，在朝鮮總督府統治下的朝鮮大地主/商人，本來就很熟悉某種原始財閥的形式，同時交叉持股多個產業，尤其是金融業，但朝鮮本地人始終沒有成為最大的資本。
但是在韓國獨立後，在美軍的整併之下，有一說是大量的日企被集中為幾個巨大的集團，轉手被拍賣給了少數的本土大財主，這便是戰後財閥的累積來源。（相較於此，臺灣則是悉數國營化）。不過，作為經濟發展司令部的金融業，仍被美國與南韓政權控制住，不過從戰後目前釋出的檔案來看，1950年代的初期的日企拍賣狀況，似乎是頗為分散，而財閥集中的情況，應當還是見於1970年代，，八三赦令似乎是一個轉捩點。
八三赦令
在1970年代，為了避免第一次的債務危機，八三赦令之下，朴正熙免除了財閥大部份的債務，並且為了推動了重化工業，給予了財閥巨量的資助跟信用，使其發展重工業（汽車產業則另有政策。）大部份非韓國學者對於財閥的理解，大概止於這裡，畢竟這些產業政策，算是造就了現代、LG等大企業的重工業化（也算今天現代的汽車、LG的電池等等的實力來源）。這樣的過程，便被發展型國家文獻視作了「政府控制金融<->財閥配合政策」的典型。
金融自由化
根據韓國學者這二十年來的研究，故事當然沒有停在這裡。臺灣是1990年代金融自由化，但是相關的措施其實在1980年代的南韓便率先開始，開放民營企業承接國營銀行股份、開設新的信託公司、保險公司、債券公司。在這政策之下，根據Lee CH, Keun L, Kangkook L (2002)的計算，在1988年，三十大財閥擁有12間債券公司（總共有25間）、18間保險公司（總共有35間）、18間投資信託公司（總共有38間），隨著金融自由化，財閥反而慢慢的將自己金融化，有些學者說這是財閥跟官僚「勾結」的結果。
這現象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變得更明顯，相較於中小企業以前信用不足（因為政府優先給財閥），中小企業能取得的貸款變多了，因為財閥現在改開銀行。也就是金融方面，從原本的「政府-銀行-財閥」的關係，變成了「財閥-銀行-中小企業」的關係（有點類似日本主銀行體制的味道，但小企業有沒有重覆跟同一間銀行合作我就不知道了。）
從債到股
另一方面，財閥在1997後，其金融來源，從過去大量依賴「債」，轉成了兩方面，一方面是金融業的收益跟子公司的移轉，比方說三星電子可以能很多錢是藉由三星在不動產業或債券業來的，另一方面則是在股市上不斷上市新公司（跟投資新公司上市），透過股市來得到金融資源，而這些資源在集團內部可以任意的移動。
這無疑讓有些國內雜誌長期說南韓相對臺灣的企業年輕化的比較，變得有點像是不理解南韓經濟才會說出來的話。在財閥經濟之下，那個出來講話接受訪問的企業家，就算是Start-up出來的，跟臺灣人直覺理解的「我創業我當頭家」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他們仍然有大老闆，就是那些佔據在經濟體至高點的財閥們。
目前根據南韓經濟學者的研究，有點悲觀：南韓政府在金融自由化後，其實已經找不到一套有效的方法來治理財閥了，時間點不是切在亞洲金融危機，而是1980年代。有些研究甚至認為，其實1997的風暴，正是金融監理機制，或是那些官僚們被財閥"captured"所造成的。金融風暴後，也只有營運不正的財閥遭到其他財閥吸收，但財閥本身並未得到任何的懲罰。
或許目前能限制財閥，已經不是國內的力量，而是來自與國際企業的競爭而必須保持競爭力了吧？
參考資料
CH Lee, K Lee, K Lee , 2002, "Chaebol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crisis: transformation of quasi-internal organization in Korea", Asian Economic Journal.
Park, Seung-Rok; Yuhn, Ky-hyang (2012). "Has the Korean Model of Chaebol Succeeded?
DH Jung ,2014, "Korean Chaebol in Transition"
Jiyoung Kim, 2017, "Corporate financial structure of South Korea after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chaebol exper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Struct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