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影評人給予「陽光女子合唱團」一顆星評價，從影評的角度看，我認為這是他對審美標準的堅持；但從文化觀察的角度看，這提醒了我去思考，當一個作品被大眾熱烈擁抱，卻被評論者冷眼否定時，當中或許不存在簡單的對錯問題，而是去想不同評斷標準背後，各自代表了什麼樣的脈絡。
所謂「格調」是怎麼定義出來的？「雅」與「俗」存在與生俱來的本質嗎?或許我們該從歷史、制度、教育、階級與媒介環境去看，去理解漫漫歷史長河裡，不停互動而出的一套又一套的審美秩序。若我們以單一標準評斷文化，很容易把自己困在某種品味的高牆之內。有人用形式創新判斷作品高低，有人用市場票房衡量作品價值，有人從情感共鳴出發，有人從社會影響詮釋文化意義。這些標準彼此不同，當中必定存在對錯嗎?當代社會，我們經過了多元文化洗禮，應該提醒自己成為一個成熟的文化欣賞者，理解自己的品味及立場是眾多觀看角度之一、不是唯一。並且理解每一種判斷標準有其歷史與社會脈絡。
思考過程中，我想起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極具爭議的議題：台語。
在過去時空背景下，台語曾被貼上「俗」、「不正式」、「不適合嚴肅場合」的標籤。這是由於語言政策推行下造成的結果，讓語言存在高、低階層。台語這一語言被限制在市場、家庭、廟口與日常寒暄之中，在制度限制下不得進入學校、媒體、典禮與公共發言場合，其「雅度」被制度性削弱了。
然而，台語本身並不缺乏雅的能力。它有優雅的文讀系統，也有生動的白讀系統；它既能吟誦唐詩，也能在廟口寒暄；既能承載宗教祭儀，也能表達庶民生活的喜怒哀樂。也就是說，台語不是本質上「俗」，而是在特定歷史與政策環境中，被重新分配了語言地位。
這說明了一件事：雅俗不存在絕對標準，而是權力的燈光照向何處的問題。當一種語言被放在講台上，它便顯得正式；當它被推回市場與巷弄，它便被認定粗俗。語言如此，藝術亦然。
進到電影討論時，此一雅俗對峙同樣發生。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極致留白、凝視時間，以節制、沉默的影像密度，將武俠片推向藝術電影高度，也將台灣電影推入世界影壇視野。這類作品要求觀眾放慢速度，進入作者的呼吸，理解鏡頭之間的空白與時間感。我跟朋友去看時，兩個朋友在放映中直接睡著，因為太難懂。票房自然慘兮兮。
而豬哥亮的《大尾鱸鰻》，使用的語言直接、笑點粗獷、情緒外放，令無數觀眾消解日常壓力與疲憊。若從古典美學角度來看，可說不值一提，但這類商業片，卻準確掌握了台灣庶民娛樂的節奏。票房及市場接受度極高。
這裡我們看到兩種形式其實承擔了不同的功用。藝術片拓展了文明的高度，商業片則維持了文明的溫度。藝術片帶領我們仰望星空，商業片讓我們在塵世中找到共鳴。當我們用「高級」與「低級」來看待兩者時，或許我們不自覺的，把自己困在名為品味的孤島上。
當我們成為成熟的欣賞者，我們不會把《刺客聶隱娘》和豬哥亮喜劇放在同一個天秤上比較，而是理解它們原本就服務於不同的文化功能。(當然，以形式、結構、劇本角度去探討，依然有可比性，但拿來作比較，個人認為意義不大)。藝術片探索電影語言的邊界，商業片則維繫大眾娛樂的集體情感。若只欣賞前者，我們容易變得傲慢；若只接受後者，我們也可能失去對形式與深度的追求。欣賞人類文明，如同吃宴席，主菜跟點心同樣重要。只有主菜會太過HEAVY，只有點心會感到不足。
回看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文化發展，小說家在「九流十家」內不入流。他們是採集街談巷議的「稗官」。相較於儒家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道家談無為自然，法家談制度秩序，小說家所記錄的民間野史、奇人異事與庶民故事，不夠宏大也不夠高貴，所以他不入流。
但到了元明時期，這些不入流的故事，透過《三國演義》、《水滸傳》與《西遊記》等作品，綻放出驚人的生命力。小說讓不識經書的庶民，能透過故事理解忠義、權謀、反抗、修行與人生無常。
今日民眾所熟知的倫理觀念，例如忠孝節義、禮義廉恥、兄弟情義、報恩復仇、君國大義與俠義精神，並不是單靠經書與官學深入人心。這些觀念雖然早已存在於各式經典、政治教化與宗法制度之中，但真正讓它們變成庶民能理解、能背誦、能模仿，甚至能拿來評斷人生是非的力量，其實來自小說、戲曲與民間演義的廣傳。
庶民未必讀過《論語》或《孝經》，卻可以透過關雲長的「千里走單騎」理解何謂忠義；未必熟悉抽象的倫理哲學，卻能透過劉備、關羽、張飛的桃園結義，理解兄弟情義與承諾的重量；未必能說明禮義廉恥的思想系譜，卻能從楊家將、岳飛傳、包公案等故事裡，建立起是非、公義與人格氣節的想像。
小說讓這些觀念從殿堂走進茶館，從經書走進弄巷，從本來僅留在士大夫階級的觀念，轉變成庶民的道德指引與座標。
這正是通俗文化最驚人的功能：穿透力。他不只是娛樂，而是以故事形式，替社會建立起共同語彙。他能穿過教育門檻、階級隔閡與文字障礙，成為許多人共同的生命經驗。
這類雅俗的流動，在音樂領域同樣明顯。
今日我們在音樂廳裡所聽的高級古典樂，在莫札特或約翰・史特勞斯的年代，本就是劇場娛樂、舞會音樂或城市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它們一開始並不被當成不可觸碰的神聖經典，而是在時間流逝、制度收藏與教育詮釋之後，逐漸被推上「高雅藝術」的位置。
相對地，流行音樂常被批評為商業化、結構單一、情緒直白。但三分鐘的流行曲，往往能準確捕捉一個時代的孤獨、焦慮、愛情、失落與渴望。一首觸動千萬人的流行歌，承載了時代情緒，與交響樂所展現的宏大敘事，在對人類生命本質影響上，難以論斷絕對高低。高雅有高雅的結構，通俗有通俗的直覺。
進入數位時代，現今雅俗爭議最前線的戰場，進入到「電影VS短影音」。
影評人焦慮於影片的藝術性被剪得支離破碎，多數觀眾失去了在黑暗中靜默兩小時的耐心。電影的節奏、構圖、場面調度、人物弧線與情緒鋪陳，本來是完整作品的一部分。但短影音只擷取高潮片段，確實造成了斷章取義與情緒消費。
但若從另一個角度看，短影音或許是新時代的「說書人」。
在碎片化的觀看中，那些本被塵封的經典，悄悄地被重新打開。許多年輕觀眾原本不會主動搜尋老電影、藝術片，卻可能因為一分鐘的剪輯、朗朗上口的金句、一個重新包裝的視角，而對原作產生興趣。
這過程就像古代說書人不會完整重現史書，只講高潮片段、塑造人物、製造懸念，讓聽眾願意繼續聽下去。今天的短影音創作者，也在做類似的事：他們把龐大的文本與結構形式，轉譯成適合當代媒介傳播的形式。讓高牆內的藝術，透過高牆外的說書轉譯，重新引起人群關注，這不必然是降格，也可能是文明的再流通。
身為當代閱聽人，我們必須是多元文化欣賞者：理解標準，成為多元文化欣賞者，而不是取消標準。
多元文化欣賞者，不是失去判斷力，而是理解不同文化形式應該放在不同脈絡中評價。猴子就該爬樹，魚就適合游泳，把猴子跟魚放在一起比，沒啥意義。因此藝術片不該只用票房衡量，商業片也不必嚴苛的以藝術片的尺規去檢視；台語不該因為過去歷史政策，被排除於正式場合認為不雅低俗；短影音不會取代完整電影，也不必被視為文化墮落。
當代閱聽人，我們該理解不同作品有不同任務，並有能力欣賞不同文化。有些作品負責探索形式，有些作品負責安慰人心；有些作品挑戰思想，有些作品凝聚社群；有些作品進入殿堂，有些作品流通在市場、廟口、手機螢幕。它們不必彼此取代，也不必互相貶低。
我們需要更細緻的觀看能力。看藝術片時，思考它的形式追求；看商業片時，感受它的群眾連結；聽古典樂時，欣賞它的結構與歷史；聽流行歌時，品味它承載的當代情緒；看短影音時，理解它作為入口與轉譯媒介的可能；聽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時，尊重每一種語言背後有其文化記憶。
不囿於己見，並不是放棄立場，而是讓自己的視野變得遼闊。
回看英國影評人的「一顆星」，我想可以理解為他對舊秩序的懷念。他認為他在守護過去時代的藝術標準。而在訊息如潮、價值多元的當代，我們需要培養「觀照」的能力。
觀照不是盲目接納一切，而是不急著用偏見將事物定罪。我們學著先看脈絡，再做判斷；先理解差異，再談高低；先接受文化的多面向，再決定自己如何欣賞。
不要將自己困在「雅」或「俗」的偏見裡。當我們不再以品味作為劃分優劣的武器，而是把品味當成理解世界的工具，或許會進一步發現，這世界並非二元對立的戰場，而是遼闊的星空。
有些光來自戲院的寬螢幕，有些光來自手中的小螢幕；有些聲音來自經書典籍，有些聲音來自後製剪輯。它們亮度不同，軌跡不同，卻共同構成了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當我們放下嚴苛的標準，以更寬闊的眼光去打量每一種文化。當我們能理解不同標準，不囿於己見，將能悠然欣賞各種文化，或許這時，我們才算擁有了自由。
而文明最有趣的地方，正來自這些雅俗碰撞交會的火花。它往往會帶給我們新的驚喜，如同街上滿滿的諧音梗，成為我們足以自豪的文化軟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