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圖片
早前社交平台Threads上，一名學者就父權及男性困境議題發帖，引發網絡熱議。有網民提及事主可能只是「職業病」而已，只是用了平常學術上的言詞跟網民交談，無須過份執著他的說話方式；也有人提及權力結構問題，沒考慮自身身份的影響力，以及大眾對相關知識的水平。
這件事我不評論了，因為今次我最想提及的，是職業病及自身身份問題。
職業病之所以最容易傷害他人、令人誤會，在於它的傷害並非刻意攻擊，而是以一貫工作的模式，來處理工作以外的人與事。當事人沒察覺以這種溝通模式，加上自身特殊、或擁有較大影響力及話語權的身份，會讓人感到高高在上的感覺，特別是覺得對方不懂他的應對方式才是問題的話，不舒服的感覺更明顯。即使職業病一方察覺自己的問題，也輕輕以職業病為由作解釋，淡化了自己對對方造成的傷害——這正是職業病最令人不適之處。
放諸在工作上，他們沒有問題，甚至可能產生出良好的工作表現，但他們沒有意識以同樣的手法，處理工作以外的人與事的話，可能構成嚴重的傷害，而當事人往往渾然不覺。
所以我早前才撰文提及一名記者以「採訪模式」來跟我這個既不是受訪者、甚至連朋友都稱不上的過客接觸。對方明顯忽略個人私隱，也忽略他人資料被提及和搜尋的感受。同樣地，對方也忽略別人對記者身份的敏感性，特別是對方曾提及別人的是非時，即使被提及的人我不認識，也對記者的言行及印象受到影響，特別是相比其他行業，記者這個身份說出別人的事情，變得更為敏感，或者容易產生誤會。
這種情況，在不少以記者為題材的電影中，都有所呈現。這件事我想起《白日之下》中，記者由工作到家庭都對人冷漠，她在老人院的調查，隨時對跟她接觸的老人造成情感上失信的嚴重傷害，不過電影選擇一個較人性化的處理，記者最終受到老人的感動，而非只視對方為調查工具。
再誇張一點的例子，就像《頭條殺機》中，所有人物都是主角的工具，為了達到目標，利用自身身分來獲得利益，犧牲他人也在所不惜，完全把職業操守不放在眼內。
當然《頭條殺機》太極端了，現實更多的可能像最近再次討論的《給十九歲的我》，最初出現拍攝倫理爭議時，部分電影界人士為張婉婷發聲的原因，不是認同當中的拍攝方法，而是為張婉婷的人格平反——可能只是劇情片導演的職業病，忽略了對方是紀錄片受訪者，而非劇情片的演員，傷害了受訪者而不自知。
不過，假若張婉婷用職業病為由，為自己的決策解釋的話，相信不少民眾仍然不能接受，甚至惹起更大反感也不為奇。張婉婷同時也忽略了自身是著名導演及對方的大師姐身份，會讓受訪者構成壓力的可能。職業病與權力結構、身份影響力往往相互交織，無形中造成的誤會與傷害，有時比刻意為之更難辯解。
所謂職業病，說到底，是一種自我意識的缺失——忘記了在工作以外，自己首先是一個普通人，而對方亦是一個有感受、有界限的個體。專業技能與身份是工具，而非特權。懂得在不同場合切換角色，在工作以外放下「職業濾鏡」，才是真正的成熟。職業帶來的慣性思維難以完全避免，但覺察它、反省它，才是對他人，也是對自己最基本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