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需要什麼樣的大學？這也是大學的社會定位的問題。在西方教育體系框架下，通識教育之所以特別重要，就是與大學的社會定位有關。這個定位就是：以通識教育培養優秀公民，以優秀公民促進民主社會。表面上看，這似乎有「教育為政治服務」的嫌疑，其實不然。因為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是一種價值觀；而大學的社會功能之一，或者說我們需要的大學，就是能夠為社會守護基本、正確價值觀的地方。
但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更重要的是：正確的價值觀要怎樣形成？這就涉及到教育最基本的部分：方法論。
嘗試不同方法，以應未來發展趨勢
一個社會所需要的大學，應當是能夠提供社會進步所需要的「方法」的地方。胡適曾經強調，「五四運動」所主張的「民主與科學」中的科學，並不是指「自然科學」，而是「科學精神」。這樣的「科學精神」其實就是一種方法論，教我們如何用一種理性的、實證的、符合邏輯的態度，去看待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這就是大學作為教育機構，能夠為社會提供最基礎的進步動力。
方法一：走出校園學習
還是以哈佛為例。我在學校就讀的時期，在我的導師，也就是當時擔任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教授的主導下，哈佛大學的本科教育課程設計做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一種「基於活動的學習」（Activity-based Learning）的教學方法的引入，其實就是把課外活動與課程整合在一起。過去，我們理解的教育，就是老師在教室上課，學生在底下聽或討論；現在的哈佛本科教育主張走出校園，在接觸社會中進行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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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拋出問題，引導學生
威爾遜教授更進一步建議，未來最好的教學方法，不是基於學科，而是基於問題。一上來就拋出不僅對學生個人切身相關，而且對人類社會發展也意義重大的問題；比如生命是什麼，然後引導學生從各個不同的學科去理解、嘗試回答這樣的問題。我相信，方法是理解的根本，大學能夠為社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嘗試提供各種不同的方法，讓社會去運用，以面對新的變化和未來可能發展的趨勢。這，才是我們需要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