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政治不是我的專長，我只是為勢所迫去寫。我時常想找個空隙寫回自己想寫的東西，忽然覺得現在就是時候——選舉結束象徵官僚完成了祭祀儀式。
在卡夫卡的世界，官僚不僅僅是官僚那麼簡單，它充滿了神秘色彩和宗教意味，人的角色就是官僚下的受難者，《城堡》的K則成了小說家們的基督。官僚像上帝那樣自有永有地存在於那裡，一道錯誤的行政命令將K拋擲到來這個世界，K的存在理由只有一個，就是搞清楚發生甚麼事，卻怎也沒能見上城堡一面。試圖在官僚系統中尋找一個理由，結果只會徒勞和荒誕，像Cut不到有線那樣。米蘭昆德拉問：世界變成了陷阱，人在這陷阱裡，可能性又是甚麼？
K的苦惱在他試圖在無稽的官僚化的宇宙中尋出一絲意義，他循着官僚的理性邏輯走下去，反而體會非理性的荒謬。人人都不得不屈服於官僚的愚蠢，跟隨它的規則管回自己，彷彿政府資料庫那個檔案才是我的真正本體，真正的我只是檔案的影子，活着就是使檔案圓滿。
K的反面，是好兵帥克，他看化一切皆無理由，自己也沒有存在意義，唯有玩世不恭可讓他笑到最後。K和帥克就是人的可能性的兩個極端，一邊是嚴肅看待所有問題的K，一邊是把甚麼都不當作一回事的帥克。大部分人則在兩者之間鐘擺回盪，迷失了自我。
在可能性的光譜中，布羅赫的《夢遊者》神奇地打開了三種處境。共產主義夷平了大部分價值，人還能信仰甚麼？沒有信仰使每一個人相似，相似地面目模糊，但在模糊中布羅赫發現了區分方法。
第一種，是迷戀制服，「把自己緊緊裹在制服的普同性之中」。由於未來再也沒有價值可信，人只好回望過去，而制服就是舊世界權力殘餘的象徵，好讓缺乏信念的人深信他還有家國和紀律可以投靠，保護他免受世界的惶恐不安所紛擾。帕斯諾夫，總是把最頂的頸喉鈕扣上。
第二種，是甚麼都相信一餐，「愈是不知道自己想要甚麼愈是狂暴地想要」。這類人善變，隨眾，沒有原則，雙重標準，朝令夕改。由於艾芙太輕易地把甚麼東西教視作有價值，以致她最終丟失了善惡和是非。
第三種，是為了挽回墮落的自己而當上劊子手那種。為了挽回自我，不該去救更多人嗎？胡格瑙相反，由於世界沒有價值可信，他感到無比自在，沒有道德律令可以束縛他，而他也不會有罪疚感。「屬於較小價值組合的人，會去毀滅一個價值較廣但正在解離的人，在價值貶落的過程中，最悲慘的人往往擔任劊子手的角色，而最後審判的號角聲響起之日，成為劊子手的正是那些擺脫價值束縛的人，他會為一個給自己判了罪的世界執刑」。
沒有信仰的非理性世界，把帕斯諾夫、艾芙和胡格瑙串連一起。一般人很難理解怎會有些人會下得手施暴和殺害，並且毫無罪疚感可言；但藉着胡格瑙這個角色，你可以窺見一個快樂的殺人犯，怎樣聽憑虛無之魔的唆擺，為這個沒有理由的世界執行極刑，將有價值的人和事摧毀。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