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像一张极为潦草的素描，单调的只有黑白两色，而画面背景则是父母下放地——一个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偏僻小镇。那时年幼，除了饥饿，只有诡异的故事可以记得。
大约五六岁时，随母亲去为一位年迈的妇人治病。依稀记得，那妇人极瘦且小，衣衫褴褛，半边头被剃光了，另一半头上的白发长发在风中用力的飘着。她像失去了一只翅膀的白色飞蛾，就那样笨拙而僵硬地在原地兜着圈，一圈、一圈又一圈。家人说，她已经三天没有睡觉了，一直在哭。母亲为她问诊，她并不答，只是继续哭，继续喃喃着：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母亲似乎也很害怕，白大褂下的手抖抖的，不断地将我推到身后，几分钟后就急匆匆带我离开了。我问母亲，那妇人生了什么病？母亲莫名其妙生了气，对我大吼，小孩子，不要总是问来问去。
返回母亲就职的医院，我照例在诊室读一本泛黄的书。突然，好多人冲进来，用一床破被子拖着一个灰突突的人形。母亲跳起来，一把拎起我推出诊室，立即关上了门。诊室门前弥漫着那群男人身上的煤灰，在一扇小窗后射进的光束下，像乌云一样。
我就在门前转来转去，看着那些带着浓重汗味的煤灰飘来飘去。我以为我在等着门被打开，进去取回我的书，但或者只是不知所措，那样的一团乌云孕育着太过强烈的不详之感。
哭声轰得一声炸开，那扇薄薄的木门全然无法阻挡，一群男人的哭声组合成一把巨大的锤子，狠狠地砸在我头上，我就抖抖地蹲在了走廊的角落里了。
当晚我发了一夜高烧，迷迷糊糊的中听守在身边的父亲母亲说了很多话。母亲说，那个飞蛾般的老妇人以前做巫婆，被批斗了很多次。煤矿爆炸时，她突然不哭了，说：现在，我可以睡了。
父亲说，别听他们乱讲。更不要告诉其他人。我们再不能被批斗了。
母亲问，死了多少人？
父亲说，很多。
后来，我上学了，时常需要跟着老师去捡麦穗。一天，在一条田埂上遇到一支送葬队伍，只有两个人，抬着一个小小的、窄窄的棺材，他们嘤嘤地哭着，走过去。老师长叹一声，说，以后再也没人为我们预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