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亨利·杜南（Henry Dunant;法語：Jean Henri Dunant，1828年5月8日 -1910年10月30日）出生在一個日內瓦的加爾文派家庭，他的父親讓·雅克·杜南（Jean-Jacques Dunant）和母親安托瓦內特·杜南·柯拉頓（Antoinette Dunant-Colladon）都是商人。他的家庭是虔誠的加爾文教派（Calvinist）。他的父母強調社會工作的價值，他的父親積極幫助孤兒和假釋犯，而他的母親則為病人和窮人工作。
家中長子杜南，在被稱為 “複興 “的宗教覺醒時期長大，18歲時他加入了日內瓦施舍協會（the Geneva Society for Alms giving）。第二年，他和朋友們一起成立了所謂的 “星期四協會”（Thursday Association），這是一個由年輕人組成的松散團體，他們聚在一起學習聖經和幫助窮人，他利用大部分空閑時間從事探監和社會工作。
1849年，21歲的杜南因成績不佳而離開日內瓦學院，開始在Lullin et Sautter貨幣兌換公司做學徒。學徒期結束後，他留在銀行當僱員。
Henry Dunant, fundador del Movimiento Internacional de la Cruz Roja y la Media Luna
1853年，杜南訪問了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西西里島，在一家致力於 “塞提夫殖民地 “的公司（Compagnie genevoise des Colonies de Sétif）工作。盡管經驗不足，他還是成功完成了任務。在這次旅行的啓發下，他寫了第一本書《突尼斯攝政記》（Notice sur la Régence de Tunis），於1858年出版。
1856年，他創建了一個在外國殖民地經營的企業，在被法國占領的阿爾及利亞授予土地特許權後，成立了一家玉米種植和貿易公司，名為蒙斯-傑米拉磨坊金融和工業公司（Société financière et industrielle des Moulins des Mons-Djémila）。由於沒有獲得明確分配的土地和水，而且殖民當局也不合作。因此，1859年，杜南決定直接向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申訴。
意大利複興運動引發了第二次意大利獨立戰爭（也稱為法奧戰爭、薩奧戰爭或是1859年意大利戰爭，法語：Campagne d’Italie de 1859）。拿破侖三世率領的法國軍隊和撒丁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意大利語：Vittorio Emanuele II；或譯作維克多·伊曼紐二世；全名薩伏伊的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瑪麗亞·阿爾貝托·尤金尼奧·費迪南多·托馬索，Vittorio Emanuele Maria Alberto Eugenio Ferdinando Tommaso di Savoia，1820年3月14日-1878年1月9日。撒丁國王，1849年-1861年在位，意大利統一後的第一個國王，1861年-1878年）率領的撒丁王國（意大利語：Regno di Sardegna，後成為意大利統一運動的主導國。撒丁在1861年統一意大利半島，成立意大利王國）軍隊組成了法國-撒丁聯軍與奧地利帝國開戰。
杜南於1859年6月24日晚抵達索爾費里諾，正好在當天，法國-撒丁聯軍與奧地利帝國爆發了索爾費里諾戰役（法語：Bataille de Solférino、意大利語：Battaglia di Solferino e San Martino）。戰鬥結束後，戰場上仍有四萬名傷員、垂死的人和死者，沒有人試圖提供護理。震驚之餘，杜南本人主動組織平民，特別是婦女和女孩，為受傷和生病的士兵提供幫助。他們缺乏足夠的材料和物資，杜南親自組織購買了所需的材料，並幫助建立了臨時醫院。他說服民眾為傷員提供服務，而不考慮他們在沖突中的立場，他像附近城市卡斯蒂廖內-德爾-斯蒂維爾（Castiglione delle Stiviere）的婦女提出的口號 “所有人都是兄弟”（Tutti fratelli）。他還成功地爭取到了拿破侖三世釋放被法國人俘虜的奧地利醫生，一起參與救援。
杜南七月初回到日內瓦後，把他的經历寫成《索爾費里諾的回憶》（Un Souvenir de Solferino），並自費於1862年出版印刷了1600冊。在書中，他描述了這次戰役、戰役的代價以及戰後的混亂情況。他還提出了一個想法，即在未來應該有一個中立的組織來為受傷的士兵提供護理。他將這本書分發給歐洲的許多政治和軍事領袖人物。
1863年10月，14個州參加了該委員會在日內瓦組織的會議，討論如何改善對傷兵的護理。杜南是會議期間的一名禮賓領導。一年後的1864年8月22日，由瑞士政府組織的一次外交會議導致12個國家簽署了《日內瓦第一公約》，全稱《改善戰地軍隊傷員境遇的日內瓦第一公約》（The First Geneva Convention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in Armies in the Field），這是日內瓦公約四個條約中的第一個，它定義了 “保護武裝沖突受害者的國際法規則所依賴的基礎”。
The first-ever Geneva Convention governing the sick and wounded members of armed forces was signed in Geneva in August 1864.
The signing of the first-ever Geneva Convention by some of the major European powers in 1864
這些公約，形成了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法語：Mouvement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英語：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德語：Internationle Rotkreuz- und Rothalbmond-Bewegung），這一人道主義運動最終形成了幾乎所有國家的共識，並在這些國家中成立了分會。截止到2022年，共有189個國家紅十字會得到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承認並被接納為聯合會正式會員。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政見不合的莫尼耶利用他的影嚮力，阻止杜南不會得到他的朋友的援助和支持。包括，巴黎世界博覽會上的莫拉萊斯科學獎（ Sciences Morales at the Paris World’s Fair）的金獎沒有按原計劃給杜南，而是給了莫尼耶、杜福爾和杜南三人，這樣一來，獎金就只歸委員會整體所有了。
杜南移居到了巴黎，雖然他的生活條件很差，但他繼續追求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計劃。在普法戰爭（ Franco-Prussian War；法國稱1870年法德戰爭；法語：Guerre franco-allemande de 1870；德國稱德法戰爭，德語：Deutsch-Französischer Krieg。是普魯士王國與法蘭西第二帝國為爭奪歐洲西部的陸上霸權進行的戰爭。1870–1871）期間，他成立了共同救濟會（Allgemeine Fürsorgegesellschaft），不久又成立了秩序與文明共同聯盟（Allgemeine Allianz für Ordnung und Zivilisation）。
1895年8月，聖加侖報紙《Die Ostschweiz》的主編喬治·巴姆貝格（Georg Baumberger）在海登散步時遇到杜南並和他交談。9月，他寫了報道“亨利·杜南，紅十字會的創始人 ”，被德國插圖雜志《Uber Land und Meer》發表，這篇文章很快被整個歐洲的其他出版物轉載。
杜南因此重新得到了大眾的關註和支持。他獲得了瑞士Binet-Fendt獎和教皇良十三世（Pope Leo XIII，文森佐·焦阿基諾·拉斐爾·路易吉·佩西；本名雲先·若亞敬·辣法耳·類斯·佩西，意大利語：Vincenzo Gioacchino Raffaele Luigi Pecci，1810年3月2日 -1903年7月20日，1878年2月20日-1903年7月20日出任教宗）的照會。俄羅斯沙皇遺孀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Maria Feodorovna）為杜南提供了捐款，他的財務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
創建紅十字會的五名委員。左上是莫尼耶，右上是杜南
1897年，當時在斯圖加特擔任教師的魯道夫·穆勒寫了一本關於紅十字會起源的書，修改了莫尼耶的官方历史，強調杜南的作用。該書還收錄了《索爾費里諾的記憶》的內容。杜南開始與貝尓塔·馮·蘇特納（Bertha von Suttner，全名：Bertha Sophie Felicitas Freifrau von Suttner， 1843年6月9日-1914年6月21日。奧地利-波希米亞和平主義者和小說家。1905年，繼1903年瑪麗亞·居里之後她成為第二位諾貝爾獎女性得主，也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女性）進行通信交流，並寫了許多文章和著作。他特別積極地撰寫有關婦女權利的文章，並在1897年促成了 “綠十字”婦女組織的成立。
There is no man who more deserves this honour, for it was you, forty years ago, who set on foot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relief of the wounded on the battlefield. Without you, the Red Cross, the supreme humanitarian achiev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ould probably have never been undertak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