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e ChangMing
以共匪的死亡與自救證明：民族、民權、民生是天地命令我在《光復民國之天地根基》一書的第三章從共匪建立開始，一步步、不間斷的寫到今天，說明共匪的罪惡百年只是下面這一點的不斷循環而已——共匪只要露出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它必然步入死亡期。為了自救，它必然會假借三民主義（同時暗中毀滅民族、民權、民生）。當它活下來，又會露出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它又必然步入死亡期。為了自救，它又會假借三民主義（同時暗中毀滅民族、民權、民生）……我通過詳盡的史實，用了十幾萬字來說明這一點。因內容太多，限於篇幅，在此不能細說，只能敘述大概：
共匪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建立。共匪從建立起便注入了“假借民族出賣民族、假借民權毀滅民權、假借民生破壞民生”的基因，至今未變。共匪建立後寄生於國民黨內，一面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存，一面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破壞民族、民權、民生。共匪在蘇俄的命令下，嚴重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因此，蔣公毅然決定清黨，驅逐共黨分子。在被國民黨驅逐之後，共匪在江西瑞金建立其“中華蘇維埃”偽政權，露出了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徹底違背了當時國人普遍的民族、民權、民生渴求，因而聲名狼藉。在國民政府第五次圍剿之後，共匪開始逃亡，步入死亡期。此時，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命令共匪在中國建立“抗日反帝統一戰線”。因此，已步入死亡期的共匪，抓住這根救命稻草，開始利用抗日，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坐大（並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共匪不抗日，卻假借“抗日”口號大肆擴張。共匪不顧對日抗戰後，民眾對和平建設與憲政民主的渴求，悍然發動叛亂，讓生民在抗戰之後再遭劫難，其最終佔領大陸所依靠的仍然是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共匪在竊國建政之初，其首要任務是恢復因連年戰亂而殘破不堪的經濟。因此，共匪在1950-1952年底，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存（並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在實現了經濟的恢復和對社會的控制後，共匪又露出真面目通過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來毀壞民族、民權、民生。經過土改、鎮反、反右、文革，華族數千年文化及國人的道德根基被毀滅殆盡，中華民國建立以來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被徹底毀滅，民主政治所賴以生發的各種民間組織被徹底毀滅，中華民國以來的自由經濟被徹底毀滅。華族之生機盡毀，共匪也第二次步入死亡期，它為了自救，又開始第二次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此即共匪所謂的改革開放。共匪欲毀盡民族文化、毀盡自由思想、毀盡自由經濟，這是徹底的物化。但天地人性絕不物化，根植於人性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絕不會滅絕，其具體表現是國人在反右、大饑荒、文革中對共匪的種種反抗以及文革結束後國人渴求自由經濟、渴求民主政治、渴求光復民族正統之三大渴求的漸次醒覺，物化的共匪則繼續打壓此三大渴求。鄧、江、胡、習的四十多年就是三大渴求與共匪之間的繼續較量。共匪以其所謂的“國營”（實則“黨營”）企業來限制百姓對自由經濟的渴求，以其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來踐踏百姓的民權渴求，以讓人類蒙羞的馬列主義對民族文化指手畫腳。因此，共匪仍以死守一黨專政為目的，絕無改革；仍然束縛生民對民族、民權、民生的自由渴求，並未開放。毛匪時期，通過罪惡的“集體化”、“人民公社”、“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剝奪所有人的私有財產，收歸黨有（以“國有”之名）。民眾喪失所有，生存所需皆被共匪控制，民眾稍不聽話，就被斷糧而有性命之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遷徙自由皆無從談起。更有甚者，連結婚都需要共匪的“組織”批准。每個人都變為共匪的奴隸。鄧之後，雖然有了一點個體經濟，但是民眾的私有財產並無絕對保障，共匪隨時可以用莫須有的罪名剝奪。更重要的是，土地、能源等等仍被共匪絕對控制，鄧又以四項基本原則絕對控制政權。從毛匪到鄧，極權制度依舊，絕無改革，對社會資源的霸佔如故，並未開放（請注意，對土地、能源、私產等資源絕對控制的、以“公有制”為名的“黨有制”才是共匪的本質，其它的一切都依附於此點。只要此點依舊，則共匪絕未改變。所以，不要以為共匪在文革後已經變了）。1949年至今，軍隊是一貫的黨衛軍，政府是一貫的軍政府，有何改革！社會是一貫的毫無民權的奴隸社會，談何開放！1949年之前本來就有個體經濟、民營經濟，本來就對西方開放，你共匪有何改革！1949年之前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組黨自由，你共匪毫無自由，談何開放！綜上，並無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暫時在密不透風的鐵幕上微開一孔，讓百姓稍微透透氣而已（請注意“暫時”一詞）。我在概論中已説明，文革時與“改開”後，人民都是共匪的奴隸，此點未變。改變的是：1、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對內改革，允許私營。如此，奴隸便可以貢獻更多稅收，這就是共匪所謂的經濟發展的實質。2、“改開”後對人民進行高額徵收，而不是文革時的沒收式徵收。這就是共匪所謂的人民生活改善的實質。鄧、江、胡時期，共匪為了續命，還要利用私有經濟。雖然一貫的打壓民主，但仍表面宣揚要進行政治改革。對外，因其要“韜光養晦”，所以沒有四面樹敵。一言以蔽之，即共匪還要利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但到了習匪，便開始露出真面目，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因而再次步入死亡期，習匪又開始瘋狂的利用民族主義。毛匪的文革毀滅了國人的民族文化生命，鄧血腥鎮壓六四，毀滅了自由的思想生命。民族文化生命和思想生命俱毀，便只剩肉體生命。因此，江、胡挑動物欲，腐敗治國，讓大陸只剩肉欲和物欲的氾濫。中國大陸百姓喪失了人格自覺，墮落為物欲的奴隸；喪失了民權自覺，墮落為共匪的奴隸。他們既不能對人格負責，又不能對群體負責，已退化為“動物性”存在。此時，物質性的經濟強大和獸性的軍事強硬便很容易喚起動物性的“尊嚴”。習匪便在此背景下，大肆鼓噪軍國主義式的虛假民族主義，對內瘋狂鎮壓，對外四面樹敵。習匪為了讓百姓忘記民權為零，民生艱困而號召“向前看”——民族復興。共匪永遠讓百姓“向前看”，而它們自己則永遠不惜一切代價的“向權看”、“向錢看”，絕不“向民看”，民只是它們所說的“不惜一切代價”的代價。
綜上，對共匪的罪惡百年略作總結。共匪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建立；然後寄生在國民黨內，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存；在江西蘇維埃時期，共匪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自身步入死亡期；共匪為了自救，利用抗日，假借三民主義坐大；又靠假借三民主義佔領大陸；共匪在佔領大陸之後，又假借三民主義過渡；在經濟稍有恢復後，共匪又通過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自身又步入死亡期；共匪為了自救，又開始假借三民主義（即所謂“改革開放”）；經過鄧、江、胡的韜光養晦，到習匪又開始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自身又步入死亡期。在我寫的《光復民國之天地根基》一書的第三章，我通過大量史實，用了十幾萬字來說明共匪的罪惡百年只是以上一點的不斷循環而已。因內容太多，限於篇幅，在此不能細說。
以上談到，只要共匪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自身必然步入死亡期。它為了自救，必然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三大渴求源於天地命令，發自人的天地生命，順之則生，違之必死。共匪之所以毀滅民族、民權、民生，正是因為它否認人有天地生命。以下就進入第四章——共匪毀滅中國人的天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