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君是個有趣的人。他對於知識的追求，比一般人強烈得多，有時候，他會心血來潮似的熱衷一個主題，例如各種理論學說（新馬克思文化主義），於是就開始瘋狂地購入，其狂熱程度毫不遜於四處收書的舊書店老闆。一次，他經由各種管道得知，我手頭有一套日譯本《盧卡契著作集》（全14冊），又知道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已經興趣索然（更具體來說，是全然拋棄），提議說何不讓書給他如何。我回覆他：你來遲了，半年前，我將日譯本《盧卡契著作集》贈予給在宜蘭經營民宿的朋友了，你若想看看日譯本《盧卡契著作集》的真面目，就到其民宿的圖書室吧。
聽到這裡，K君似乎有點沮喪，但是這份沮喪沒維持多久，就轉成一種因愛不可得的憤怒了。我解釋自己的立場。1990年，我對於西方（尤其馬克思主義）理論抱有美麗的幻想，在神田舊書店的書架上發現這套著作集時，有所猶豫（因我阮囊羞澀），這是所有愛書狂熱者的通病。不過，書店老闆看出我的猶豫，主動將市場行情45000圓降至28000圓。交涉到這個地步，我自然沒有退縮的道理，便豪邁地掏出3枚萬圓鈔。
那麼，這又觸及了一個問題。當初，我敢於用超過每月房租的價錢買到它，為何在三十年後又無情地將它送至宜蘭的民宿圖書室？這豈不是偽善者的做法？不，這和偽善與否無關。我只是順其自然罷了。再說，不到那人生的階段，你想「斷、捨、離」都做不成。事實上，我之所以擺脫「盧卡契」這個匈牙利的幽靈，與以盧卡契為馬首是瞻的理論劃清界線，正是出於一種自我覺醒、與自我袪魅的實現所驅動。正如我想回覆K君的那樣：平時多做學問（建構自己的理論），比胡亂跟隨或信仰某種「革命理論」來得健康身心。我知道K君對馬克思左翼理論為之傾心，因其理論和政治修辭的確迷人，但即便如此，一個精神獨立的知識人，不必把它追捧得太高。
例如，我在田中英道《戦後日本を狂わせた左翼思想の正体：戦後レジーム「OSS空間」からの脫却》（展転社，2021 師友三國大介提供）一書中，讀到了一個有趣的段落：在日本，出版メリグーノフ (梅里格諾夫 1879-1956) 的《ソヴェト＝ロシアにおける赤色テロル（1918～23）：レーニン時代の弾圧システム 》=《蘇聯時期的赤色恐怖：列寧政權如何鎮壓異己》。（尾山伸一譯 社会評論社，2010）這部原著1924年出版於伯林，2006年俄羅斯刊行最新版本。換句話說，這部別具一格的奇書，理應受到熱衷翻譯外國思想名著的出版社的青睞，可惜的是，他們並未沒有在該書甫出版即同步跟進，直到2010年才有了日譯本，由此可見，即使在（言論、出版自由的）日本，左翼論壇也受到嚴格的自我管制，用大白話來說，日本左翼人士熱衷汲取西方革命理論的養份作為論述武器，但主題碰觸共產主義老大哥蘇聯的恐怖統治（罪惡滔天）時，他們就自行啟動「自我審查」機制，技巧性地避開或淡化這個議題，免得自陷泥沼或被回力鏢攻擊。
在我看來，其實這才是偽善者的本色。從其根本上來說，不論是在台灣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紅統極左論者、在日本看似溫良恭儉讓的左翼人士論述，他們都牢固地戴著這偽裝的面具。當然，在民主社會裡，任何一個激進分子或偽善者，他們想愛戴什麼面具就隨手戴上，不但不違反《集會遊行法》，還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因為他們深諳民主機制的脆弱性與政治紅利。說到這裡，下次與K君碰面喝咖啡的話，我打算帶上E．H．卡爾的日譯本《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全3冊（みすず書房，1969-5），與之分享另一種蘇聯政治史的視點，補強自己的閱讀。當然，我還得給K君鼓勵一下才行，他現在有錢有時間，何不趁這個機遇，好好學習日文，透過自己深刻解讀與思考，即使最後成不了正牌歷史學家，至少不會淪為二手傳播聯盟的成員（笑）。我想，他知道這是善意的說法，以他為優先考量的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