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我的隨筆題名很長又有歷史學慣有的嚴肅性。不過，這不能責怪我，因為篇名長短是由這部政治社會學的內容來決定的。
約莫一個半月前，我與師友三國大介通了電話（話題廣泛以書為核心）。他說，這次總共整理了20箱書籍（向超市購來的瓦楞紙箱），一切就緒以後，通知當地郵局（他因經常寄書的緣故因而熟識）人員，他們就會駕駛郵務車和攜帶電子磅秤上門收件。他說話的口吻很淡然，但是我可以體會到，儘管這位年近80歲的讀書家，帶著巨大的熱情裝書入箱，它終究是勞累的體力活。經由他的轉述，他蹲坐在書房裡，時而起身取下櫃裡的書，時而彎腰翻找各種版本的日本政治史，時而到屋外取來紙箱。僅只這些（有意義的）勞動量，他就濕透了三件汗衫。我作為接收這大批智識財產的受益者有著難以言喻的感動，將來把它寫入《人生總有先讀為快的時刻》裡，以回報他大批贈書的情誼。
在那次電話長談中，他還特別提及了一本好書：駱明正的《医師の社会史》。當時，我只記得這個書名尚未讀到內容。但可以確定的是，它將與其他書籍搭乘同一班貨輪駛往台灣，屆時勤奮盡責的郵差先生就會以小型郵務車載運20箱書籍送抵茶行。就在我熱烈的期待下，那批書籍終於抵達了茶行。於是，我像以前明目書社台北店每周四開拆到店新書一樣，對著堆疊的20個瓦楞紙箱進行超能力般的掃瞄與感應，說來奇妙，我很快就從編號13那只紙箱裡，找到了駱明正的《医師の社会史：植民地台湾の近代と民族》（法政大学出版局，2014-4）一書。不用說，我興味盎然地翻讀了起來。閱讀之際，我忽然閃過一個念頭，這部論述台灣醫生在日本殖民地時期的族群認同的社會學專著沒有出版繁體中文版？我上網瀏覽了一下，看是否有相關參考資訊卻毫無所獲。於是，我立刻（一直以來）向惟喆求援。約莫過了二十分鐘，他捎來了駱明正的原書英文電子版：《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另外，他附上姚人多對於該書的書評，以及作者對姚文提出質疑所做的回應。換句話說，我手上有原書文本及書評作為參考，必然比我只憑著日譯版的閱讀在認識論上要強得多，眾所周知，閱讀原文與閱讀日譯本的文本體驗有所不同，因為不讀（不諳）原文的我們，都將受到日譯本的語言特性及其語義轉化（表現方式）的影響。進一步說，我們（作為日譯本的讀者）若不了解作者對那時期的歷史背景及論述邏輯（策略）有所掌握的話，讀畢其書可能只有零碎而模糊的歷史映像。
坦白說，我不是社會學界的人，很少讀到姚人多關於社會學著作的評論。不過，對我而言這次是個學習的機會，容我摘引其書評中的片段。姚人多在其書評中開篇這樣寫道：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暫譯《疆界內的醫生》）是一本探討日據時代台灣醫生自我認同的書。它的問題意識非常清楚：台灣的醫生是否有著一種別的職業所沒有的社會民族使命：不只是醫人，還有醫社會、醫國家。作者在全書的開頭很有巧思地引用1995年陳其邁在高雄競選立法委員時所提出的競選海報來點出她的問題。在那張海報上，陳其邁把自己描寫成是承襲了自日據時代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等醫生所「交棒」下來的社會民主使命。當然，作者感興趣的不是陳其邁是否繼承了蔣渭水的精神，也不是這種一代傳一代的「交棒」過程，而是醫生這群人他（她）們身上那股社會或國家使命的源起，也就是說，作者想問的是：為什麼日據時代的醫生他們集體的自我認同𥚃會有這種使命感，以及，這種使命感是如何與當時的大環境摩擦、接觸與協商。（台灣社會學第四期（2002），頁252-257）
接著，姚人多在後面論述中，對作者的理論架構提出疑點：「基本上，我同意作者所提出的關係思維法，也贊成畫一幅關係建構圖來描述認同的問題，只不過我對這幅圖中所包含的元素有點質疑。看完本書我很想問作者的一個問題是：萬一妳所說的公民社會根本不存在怎麼辦？對我來說，在台灣這一個殖民地談公民社會絕對是一件可疑的事。公民社會有一些要件，比如說，公共權威之外的私人活動空間、能影響決策的公共領域、民主的機制，以及有著充分權力義務的政治行動主體等等。這些要件到底存不存在於殖民地台灣？用最保守的說法，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作者卻把一個見仁見智的東西當成是一個先驗、自然的東西來看待。」（頁255）
對於社會學同行姚人多在書評中提出的質疑，駱明正做出了回應：「……我以感謝的心情，拜讀了姚人多教授對於拙作Doctors within borders的書評，並以這篇回應來延續對話。在我誇進評論者的論述之前，讓我暫時先回顧本書原始的出發點，我希望能用我的述說----而那是一種與姚文非常不同的述說----來呈現我的論點。這兩種述說之間有幾方面的差異：一、姚文與本書對「介於當下」（inbetween及「混雜」（hybrid）這兩個觀念，有不同的定位；二、「身分論述」（identity narratives）是本書關心的重點之一，姚文卻為未多加討論；三、本書視「國家」為影響台灣醫師經驗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並非唯一因素，姚文則強調殖民地國家機器有權決定一切；四、我將本書中程理論（middle-range theory）之貢獻，界定為對「專業化」（professtionalization）的重新構思，姚文卻誤以為公民社會為本書的中心理論。這些作者與評論者之間存在的差異，可望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學上的拼圖版（sociological puzzle），也許比原書更有趣，可以邀請更多的讀者加入對話。（台灣社會學第五期 頁262-268，頁262）
接著，駱明正繼續闡述其研究旨趣及歷史觀：「當然，社會學家可以選擇許多不同的方法來閱讀這段歷史，各有其理論上的原因及限制。姚文中肯地點出我的基本理論取向----而這本書正是表現我的理論取向之一例----，也就是我的關係性思維（relational thinking）。正如姚文所說，我將「歷史中的行動者」（historical actors）視為位處多重結構力量之交叉點，而且不只是單一社會制度（institution）的代言人。因此，我的書將「專業」（profession）構思為一個不斷與其社會範疇互動的結構，而且不只包括社會學家慣常視為與「專業」互動密切的「國家」及「市場」，而且包括社會學家一般認為應在專業化的過程中漸失其重要性的「族群」。（頁263）
談完了姚人多的書評與駱明正的回應，我應該談點對於日治時期台灣醫生的族群認同，以及他們藉由與殖民者對抗而產生與強化的台灣人（民族）意識，表示某種冷靜的與政治不正確的看法。在我看來，作為當時享有高等知識與專科訓練的醫生懷有為「醫治」（拯救）台灣同胞的作為，固然令人可喜與感動，但這並不能概括成當時所有台灣人醫生都是台灣至上論者。基於歷史懷疑主義的立場，他們有的可能因緣際會使然（或順應時勢插旗），有的未被殖民政府收編（招安）才舉出反旗，只是從結果論來看的確如此。就此而言，歷史向來是充滿諷刺性，所以，我們閱讀政治社會學之外，更應該深入歷史與政治不正確的暗處。H君看完我的妄語，淡然問道：接下來，你預定讀哪一部磚頭書？我沉吟了一下：爾後，我有個計畫打算透過バリントンムーア《独裁と民主政治の社会的起源：近代世界形成過程における領主と農民》上/下（岩波書店，2019）與巴林頓．摩爾《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上海譯文，2012）兩書的閱讀，做點社會思想與中日譯文上的比較。
這又是一趟艱難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