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同的未來是可能的」——這是第四國際的口號。不同的未來是否真的可能，我不敢斷言，但人類確實曾經活出過各種可能。
最近看到一本鄂圖曼帝國史，推薦語寫著：「鄂圖曼帝國是無法用民族國家理解的帝國。」這句話乍聽平常，細想卻荒謬——一個延續六百年、橫跨三大洲的政體，對當時的人而言是再自然不過的存在，如今卻成了需要教授用術語解釋的「不可理解之物」。問題在於，我們被線性史觀馴化了：歷史被想像成一條邁向「現代化」的單行道，而民族國家是終點。一切非民族國家的形式——帝國、城邦、部落聯盟——都被貶為「前現代」，彷彿只是通往「正確終點」的過渡階段。諷刺的是，現代最愛談「多樣性」。我們重視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卻拒絕政治多樣性。全世界必須採用民族國家體制，否則就是「未完成的現代化」。這邏輯就像說：「要保護所有動物，但它們都得長得像狗。」我們批評單一作物削弱生態，批評文化帝國主義抹殺差異，卻認為196個國家使用同一政治模板是進步。
這種體制的暴力清楚地印在地圖上。殖民者用直尺在非洲畫線，割裂同一族群，或把世仇硬關在同一國境。庫爾德人被四國分割，因為19世紀的列強畫線時沒給他們留位。巴勒斯坦、東突、香港、台灣的爭議，本質上都是民族國家邏輯製造的零和遊戲——你必須屬於某一國，不存在中間地帶。而且你沒得選：你出生在哪裡，就是哪國人；祖先是誰，你的身份就被決定。這種先賦性，幾乎和種姓制無異。
但人類曾有過不同的想像。古人說「華夏入夷狄則夷狄之，夷狄入華夏則華夏之」——身份由文化認同決定，而非血統。美國建國初期也懷抱類似理想：只要認同自由與民主的價值觀，無論出身，都可成為美國人。這是一種以文化為邊界的普世帝國構想。民族國家的興起淘汰了這些可能，而今天川普式的政治甚至要把美國退回成白人的民族國家，連形式上的開放都捨棄。
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早就指出。但我們忘了：既然是想像的，就能以不同方式想像。政治制度、稅制、軍隊都可以不變，關鍵差別只在一點：成員資格從先賦變成選擇。不是「你生在哪裡就是哪國人」，而是「你認同什麼文化，就屬於那個共同體」。
有人會說這不切實際——文化邊界如何界定？資源怎麼分配？但民族國家體制下的問題也同樣無解。加泰隆尼亞的緊張、巴勒斯坦的流血、庫德的分裂——不過是談不攏就打。文化共同體若談不攏，也一樣打，但至少人有選擇站在哪一邊的可能。一個維吾爾人可以說「我屬於突厥－伊斯蘭文化圈」，而不必被出生地決定身份；一個孟買青年可以想像自己屬於盎格魯文化圈。這就像從強制婚姻改成自由戀愛：婚姻的權力義務體系沒變，但「我能選擇與誰結合」這件事改變了一切。
民族國家最大的偽善在於：它在內部講平等、講民主，卻用國籍把人類劃成兩種——有權利的公民與無權利的外人。「所有美國公民平等」與「所有穆斯林平等」在邏輯上並無不同，都是「我們內部平等，但我們與他們不平等」。既然排他無可避免，為何不尋求一種排他性更小、邊界更開放的形式？
現在檯面上有些像鄭麗文這樣的貨色，就是因為堅持身上流的血是「炎黃世胄」的血（我不知道她是根據哪條染色體判定的），所以凡是對中國有利的就是對的，於是自願取消自己的大腦（如果曾經有的話），以習近平的大腦為大腦從而表現她的身份歸屬。這就是民族認同的荒謬性──除了中國人，她最多只能想像、也只被允許想像自己是台灣人（雖然她不這麼幹，也許是因為這個身份對她而言太沒吸引力了）。
我並非倡議烏托邦。文化共同體不會消除衝突，只是讓人類社群的組成不再取決於出身，而是取決於選擇。當代政治最大的失敗，是讓我們忘記人類曾以各種方式活著。也許未來仍有新的活法。第一步，是承認民族國家並非唯一答案；第二步，是承認選擇比出生更具正當性。民族國家本身也只是十九世紀的一場實驗，而兩百年後的今天，我們理應有勇氣，去實驗別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