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處底特律東區住宅區的沙勒瓦街（Charlevoix Street）是一條相當窄的馬路，如今它冷冷清清的，到處都是空地，但在1960年代，它可熱鬧得很，路邊是成排的單戶住宅，夾雜著街角商店、理髮店、小戲院、幾家教堂，和五、六所學校。馬路的其中一頭有一條公車路線可以來往市政廳，另一頭則是克萊斯勒（Chrylser）車廠。每逢上學日，孩子們早上七點就結伴出門上學，在路上一邊嬉鬧一邊吃零食。但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小孩經常被加速穿越社區、駛往市中心的車輛撞到，有時甚至因此喪命。
這條馬路是三線單行道，路旁禁止停車。1960年代晚期，這條路上共有三十二個小孩被車撞到、而在它北邊兩個街區外的麥克大道（Mac Ave）也有三十二個小孩被車撞到、另有十九個在它南邊一個街區外的維諾公路（Venor）被撞、凱謝瓦爾大道（Kercheval）有五十九個、傑弗森大道（Jefferson）有二十五個。這裡是該市孩童步行意外事故最密集的地方，駕駛人大多是上下班通勤的白人，他們住在東邊幾英里外的富人聚居地葛羅斯波因特（Grosse Pointe）郊區。而被撞的孩子都是黑人，他們早上會在戶外玩耍，因為屋子裡到處是老鼠。
圖1 相較於底特律其他地方，住在東區的小孩更常被車撞到。這張地圖顯示出中央約四英里寬的非裔美國人社區，就夾在市中心（左邊）和主要是富裕白人居住的葛羅斯波因特郊區（右邊）之間。沙勒瓦街是開車通勤者為避開北邊那條高速公路的車流而取道的東西向道路之一。這張地圖總計標出一百九十六起事故，資料來自於1970年前後，但確切時間未知。【版權：“Where Commuters Run Over Black Children on the Pointes-Downtown Track,” in The Detroit Geographical Expedition and Institute, Field Notes 3 (1971), after 17】
圖1的地圖展示了這些事故，它的標題相當聳動，不過從明顯的東西向事故模式來看，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無可厚非，甚至算是單刀直入。這張地圖像變戲法般用了一些線條和圓點就勾勒出整個美國的城市危機：出逃到郊區的白人家庭；市中心被車潮淹沒；還有被種族化的「內城區」（inner city）陷入難以自拔的輪迴，包括種族差別待遇、貧窮，以及輕易怪罪在受害者身上的暴力事件。畢竟這類型事故不會發生在郊區。
這張地圖歸功於魯莽的行動主義者兼地理學家威廉．邦奇（William Bunge），他是朋友口中的狂人比爾邦奇（Wild Bill Bunge）。地圖被發表在1971年一本少量發行、靠打字機打印的期刊上，那是邦奇幾年前剛被革職（原因是涉及各種形式的「猥褻」）之後—那是他的第二份工作，也是他最後一份學術工作—所創辦的期刊。在今天左派地理學家小圈子以外的地方，邦奇這個名字鮮為人知，但就算是在那個小圈子裡，他的作品也是最近才再度復活。只不過他現在都被視為基進實踐者的先驅之一—第一批從象牙塔式的研究工作走向基層政治實踐層面的其中一人。
這本期刊是邦奇用來接替大學教職的新嘗試之一，一項被稱為底特律地理探索研究院（Detroit Geographical Expedition and Institute）的實驗性研究教學計畫，理念是反對「紙上談兵的地理學家」以「大學教職事業」為優先，要求研究必須源自社區需求，並且應當是「民主的」而非「榨取性的」。他們提供的課程可作為州立大學的學分，但是對入學資格沒有任何要求，而且不用學費。這個組織有數十名合作夥伴—包括地方上的行動主義者、社群領袖，以及持同情立場、貢獻部分時間和專業的教授等。研究院在1969年第一次開班授徒，就有超過一千人註冊。邦奇是白人，來自威斯康辛州的中高階層家庭，他的姓氏透露出了他們家源於德國中西部。他的主要夥伴是一名狂熱的黑人青少年，叫做格溫多琳．沃倫（Gwendolyn Warren），後者曾在1966 － 1967年學年期間帶領四千名同學展開一場反種族歧視的杯葛活動，事後就從高中休學了。
地圖製作是這個團隊至關重要的任務，網羅了教學、研究和行動主義，而這三者交疊也定義了邦奇個人的轉型。幾年前邦奇搬到底特律的時候，他的共產主義政治傾向跟他的學術工作連繫尚且不深，他的大部分心力都拿來抨擊他導師們的傳統學術研究。（邦奇在愛荷華州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因為他告訴系主任「應該要有人拿根木樁戳進」他前任指導教授的胸膛，而被革職。）
年輕時的邦奇認定地圖繪製過於傳統，他以「冷眼」看待，「拒絕在基本教義派的地圖布道者面前俯首稱臣」。他認為地圖僅具描繪性質，無法提出任何假設，也不具有解釋性。但是底特律改變了他的看法，他開始把地圖繪製視為嚴肅的公民權工作。他要求他的學生透過實地調查來製作出這座城市的地圖，直接挑戰教科書裡的知識。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也隨後展開，地圖成為核心重點。
他明白問題不在於地圖的過度描繪，而在於它們的描繪程度幾乎都不夠。最重要的是，它們沒有孩童地理學的容身之處。市面上沒有遊樂場的碎玻璃地圖，也沒有人均玩具數量的統計數據。在他的團隊跟實行種族隔離的學區發生衝突時，他才得出了最有力的結論：「地圖可以擁有近乎實質的力量。」它們可以決定你所受的教育，誰在政府裡代表你，還有你繳的稅都花在哪裡。
漠視地圖乃是空洞的激進主義，要有更強大的替代方案，就得採用不同的地圖繪製方式，使地圖製作成為解放的工具。誠如沃倫後來所言：「我們不是為了寫專題論文才去做研究，而是靠做研究來找出我們現在的處境。」底特律實驗的為期並不長，實驗報告裡頭塞滿地圖，而且為很多貧窮的黑人提供了進入大學的後門。但是邦奇和沃倫的策略在幾個關鍵點上起了衝突，州立大學也很快停止承認這種免費課程的學分。等到那幅波因特－市中心地圖（Pointers-Downtown）付印時，邦奇已經離開家人，逃往加拿大，他「被迫流亡」是因為他的名字出現在一份「激進和／或策反演說者」名單上，這份名單被美國眾議院在違反法庭令下披露給了媒體。他再也沒有回到美國，也沒能找到另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依然繼續製作地圖。——摘自臉譜出版《地圖即政治？》解構地圖中的隱藏敘事，如何左右我們的價值觀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