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創造即生活──愛諾、艾莉莎與阿爾瓦．阿爾托》
紀錄片《Aalto：北歐建築情詩》
「帕伊米奧療養院（𝗣𝗮𝗶𝗺𝗶𝗼 𝗦𝗮𝗻𝗮𝘁𝗼𝗿𝗶𝘂𝗺）」讓我想到小說《魔山》中的場景
在欣賞完展覽《創造即生活──愛諾、艾莉莎與阿爾瓦．阿爾托》及紀錄片《Aalto：北歐建築情詩》後。首先，撇開展覽模型沒有指北針、圖沒有比例尺的問題，先給策展單位一個讚。因為展覽不再僅聚焦於Alvar Aalto（1898－1976）個人，而是包含他事務所的合夥人、其兩任妻子，也都是建築師的Aino Aalto（1894－1949）與Elissa Aalto（1922－1994），因難以辨別事務所裡的不同設計師在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
另展出的作品除了建築，還包含Alvar Aalto參與設計的家具、紡織品、玻璃器皿和船（手稿），展覽也提到他合作的燈飾匠師Viljo Hirvonen（1900－1969），及當時在賽于奈察市政廳（Saynatsalo Town Hall）竣工時，Alvar Aalto特地寫了一封信感謝所有參與這項計劃的砌磚師父：「這項計劃是芬蘭磚文化的典範成就。它的成功主要歸功於技術精湛的砌磚達人與建築師之間的絕佳默契。」很合筆者反對以「建築師中心主義」看建築的胃口。
可惜的是，仍舊將其建築化約為「某某主義」。如展覽中「現代主義的突破」描述到：「現代主義的突破很快便影響了阿爾托夫婦的建築觀念。他們與古典傳統分道揚鑣，採用新的國際風格－功能主義。」
筆者一貫反對以「某某主義」的有色眼鏡評論建築，因為建築本身沒有「某某主義」之分，「某某主義」等風格都是「蛋頭學者」們自己發明的標籤。
以近日享耆壽96歲的建築師Frank Gehry（1929－2025）為例，其生前曾表示不喜歡「解構主義建築師」的標籤，據說Gehry還曾為此找到解構主義理論始祖、法國哲學家Jacques Derrida（1930－2004），兩人當面討論後，Derrida同意Gehry的建築實踐並非哲學意義上的解構主義。無奈又何其諷刺的是，Gehry作古後媒體多爭相報導其為「解構主義建築師」，此標籤只怕再也撕不掉。
撇開Aalto是否同意這樣的標籤，將Aalto的建築套上「功能主義」的帽子，不但化約（去異求同）、個別化、對象化了建築，而非與之關係化、整體化、互動化。況且，哪座建築不重視功能？不重視實用？不重視理性？不重視建設效率和品質？此標籤化反而忽略Aalto在功能之外（實用優先、形式簡潔、理性與科學、新材料與新技術、及標準化與模組化之外）的氛圍、格調、民族特色及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如同紀錄片提到：「Aalto很擅長說故事。在一間房裡營造氣氛，隔壁的風格又迥異，就像書有不同篇章，戲劇會換幕。」敘事需要時間鋪陳，讓空間得以流變，然而，「某某主義」談論的空間卻是封閉靜態、排除時間的。
維堡圖書館（𝗩𝗶𝗶𝗽𝘂𝗿𝗶 𝗟𝗶𝗯𝗿𝗮𝗿𝘆）：設計圓錐形的天窗豎井，將陽光分散與反射，營造適合閱讀的光線
宛如藝術品的扶手
「建築的目的是使物質世界與人類生活和諧相融。」－Alvar Aalto
筆者認為，在明年適逢Alvar Aalto逝世五十週年的今天，值得效法的是其人文精神。如同當初他在美國客座演講時，主題多是「人性化建築」。Aalto的人文精神體現在自然材料的運用上，讓建築保有觸感的溫度與時間的痕跡，如：設計麻省理工學院學生宿舍「貝克之家（Baker House）」時，特意找了間瀕臨破產的磚場，生產「世界最差的磚」，以呈現生動的變化效果。以及從不同使用者的角度設計，如：「帕伊米奧療養院（𝗣𝗮𝗶𝗺𝗶𝗼 𝗦𝗮𝗻𝗮𝘁𝗼𝗿𝗶𝘂𝗺）」病房從健康人的角度轉向以患者角度設計。並將自然環境「翻譯」為人的語言，如：「維堡圖書館（𝗩𝗶𝗶𝗽𝘂𝗿𝗶 𝗟𝗶𝗯𝗿𝗮𝗿𝘆）」設計圓錐形的天窗豎井，將陽光分散與反射，營造適合閱讀的光線，及演講廳波浪形木製天花板，將聲音均勻漫射，營造自然柔和的聲音。其人文精神亦體現在家具設計及建築細部上，如：宛如藝術品的燈具和門把把手。
除了上述，筆者認為其人文主義的精神核心為－歷史感。人（使用者）是Aalto設計關懷的核心，人除了存在於當下，亦存在於對未來的期待及對過去的記憶。
如同紀錄片中，Aalto引用瑞典教授倫百里（Erik Ahlberg , 1889-1960）的說法：「他曾對我說，所有的建築創作，都需具備一種特質，就是擴展能力，形式經調整後必須能增生，從而擴展成整個社會。」體現了其建築保有未來可能性的彈性使用。另紀錄片中亦提到：「重點在建築要富現代感，又能順應源遠流長的生活習俗，生命的意義源自歷史軌跡。」則體現了其建築作為延續過去歷史與文化的過程而非終點。
具歷史感的設計，讓人能夠意識到人與過去的連結，並感受到時間綿延所帶來的厚重感、延續性和變化。並破除「建築師中心主義」，使建築師明白站在歷史洪流前的渺小，明白建築與人都僅是歷史與文化發展的「過程」，而非終點（該過程並非工具性的，並非又過即丟的，而是目的的一部分）。以及在追求建築現代感與滿足需求之外，傳承歷史與文化的責任。如同Alvar Aalto對於高層公寓大樓的看法：「無論從社會或建築的角度來看，高層公寓大樓都是比獨棟住宅和低層住宅更危險的建築形式。因此，它們必須符合更嚴謹的建築要求，而且需要更強烈的藝術責任感與社會責任感。」
最後，Alvar Aalto除了建築上的成就，其風花雪月的私生活，亦可堪稱「時間管理大師」。或許也跟其事務所在1960年代，能聘僱多達五十位建築師，成為芬蘭最大建築事務所之一有關（？
Ps.紀錄片中指出因芬蘭在二戰期間與德國合作對抗蘇聯，導致Alvar Aalto失去紐約聯合國大樓的設計機會。然而，聯合國大樓是由一個國際委員會集體設計的，Alvar Aalto是其中一員，成員還包括Le Corbusier、Oscar Niemeyer和Sven Markelius。Alvar Aalto提出的方案最終沒有被選為藍圖，並無直接證據顯示是因芬蘭的政治立場。
展覽現場展示許多Alvar Aalto參與設計的燈具和座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