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案件之所以讓人久久無法放下，並不是因為我們想替誰辯護，而是因為在所有義憤填膺的聲音裡，總有某些地方顯得過於順利、過於簡化，彷彿故事早就被寫好，只等我們點頭同意。
翁仁賢的案件正是如此。如果只看媒體摘要，他很容易被理解成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不工作、與家人衝突、被貼上「啃老族」的標籤，最後釀成無可挽回的悲劇。這套敘事乾淨、明確，也非常方便，因為它告訴我們一個令人安心的結論──只要不要變成那樣的人，這種事就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但只要稍微停下來看細節，這個故事就開始變得不那麼順。
翁仁賢的興趣嗜好，其實並不是任何社會直覺上會被視為「危險」的類型。他沉浸的是自然科學、動物、自然史，是分類、知識與秩序感。他沒有吸毒，沒有賭博，沒有成癮性娛樂，沒有地下經濟，也沒有暴力前科。這些在一般犯罪敘事裡，通常會被當成需要解釋的「例外條件」，但在這起事件中，它們幾乎沒有被當成重要背景。
媒體沒有問：一個興趣低刺激、生活型態相對封閉、沒有外顯陋習的人，為什麼會在長期家庭衝突中走到這一步？媒體選擇問的是：這是不是一個「啃老族警訊」？
這個轉向本身，就已經透露了敘事的目的。
「啃老族」不是一個分析概念，它是一個道德標籤。它把複雜的家庭互動、精神特質、長期失援，全部壓縮成一個可被唾棄的形象。當這個標籤被拋出來，責任就被迅速重新分配：家庭成了受害者，制度退居幕後，衝突被改寫成單向的道德失敗。
這種操作並非首次出現。回顧過去，當重大刑案的加害者被媒體標註為「沉迷動漫」時，反而常常會引來批評，指責媒體素質低落、獵巫次文化。原因很簡單，因為動漫愛好者是一個龐大而可見的群體，當媒體試圖把犯罪與某種文化消費綁在一起，受到威脅的不只是個案，而是大量普通人。於是反彈迅速而明確。
但自然科學與動物興趣沒有這樣的保護傘。這類興趣太安靜、太分散，也太不流行。它們不構成一個能夠自我防衛的公共身份，也很難被主流文化理解為「日常的一部分」。在缺乏理解的情況下，對秩序、細節與非人際世界的長期投入，反而容易被誤讀為偏執、怪異，甚至被默默病理化。
於是，當媒體選擇忽略這些興趣的性質，甚至完全不處理它們時，社會也不會感到被冒犯。因為那不是「我們」的世界。
這裡的差異，並不是誰比較值得同情，而是誰需要被保護。當獵巫威脅到大多數人的文化認同時，它會被糾正；當獵巫只是把悲劇推回某個邊緣位置、某種不討喜的生活型態時，它就被默許了。
更諷刺的是，當翁仁賢在法庭上提到《高明的殺手》這套書時，媒體將其轉譯為「囂張嗆法官」，彷彿那是一種挑釁。但那本書本身，是真正的自然科學經典，談的是掠食、演化與生態策略。語氣或許帶著自戀與優越感，這一點完全可以被批評，但把知識糾正本身直接等同於狂妄，本身就顯示了敘事對理解毫無興趣。
這些細節拼湊起來，呈現的不是一個「被洗白的人」，而是一個被簡化得過於徹底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理解被誤認為同情，分析被誤認為辯護，而任何試圖指出結構問題的聲音，都被視為對被害者的不敬。
但拒絕錯誤的敘事，並不等於否認行為的嚴重性。承認一個人沒有典型陋習，卻仍然在長期失能的關係與失援中走向悲劇，並不是為他開脫，而是拒絕用廉價的道德寓言，來掩蓋真正困難的問題。
如果每一次事件都只能被說成「壞人警世故事」，那麼我們得到的只會是短暫的心安，而不是更少的悲劇。
真正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某一種興趣、某一種生活方式，而是我們是否已經習慣，用過於順口的敘事，來逃避不想面對的責任。當社會只願意糾正那些不影響多數人的獵巫，卻默許把複雜悲劇推回個人的簡化說法時，我們其實什麼也沒有學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