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舒雲（諮商心理師、現任地檢署觀護心理師）
在司法矯治的第一現場，我看過太多用憤怒武裝自己的靈魂。他們像是一隻隻受困的獸，深信這世界虧欠了他們，於是他們擁有隨時反擊的特權。很多年前我在監獄任職，阿強（化名）因為違規頻繁，被轉介來輔導。初次在晤談室見到他，身形瘦而精實，表情淡漠，說話時聲音繃得很緊。
他在監獄裡是出了名的頭痛人物，稍不順眼就揮拳、砸椅子，檔案上的違規紀錄洋洋灑灑，而那行最刺眼的罪名寫著：「殺人未遂」。
那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夜晚，幾句口角，導火線引爆，他抄起球棒，一下又一下地往對方身上招呼。直到那人倒在血泊中，成為一名重度殘障者。
坐在我對面的他，眼神總是充滿防備，隨著諮商次數增加，那份防備逐漸轉成了困惑。
那時監所裡的輔導資源，多半來自志工或教誨師。他聽慣了勸善的說教，突然來了一個只關心他在監適應、陪他聊成長經驗的「老師」。這讓他很困惑——他不清楚，眼前這個人到底想做什麼？
在早期的會談裡，他常炫耀自己的手段、以及想置對方於死地的狠勁，也將責任推得遠遠的：「是他先惹我的」。在他的世界觀裡，他是被體制迫害的受害者，而不是那個讓另一個家庭破碎的加害者。
漸漸地，我們的話題觸碰到了那些說不出口的「痛」。
他說起長期緊繃造成的肌肉痠痛，也因為嚴重腸躁症經常拉肚子、看著馬桶裡的排泄物，他會升起強烈的自卑感。
「這些事，我從來沒跟人說過。」 就在那一刻，那層堅硬防衛的外殼，終於出現了一絲裂痕。
「如果不打頭就好了」：廢墟裡開出的第一朵花
後來有一次經過邀請，他悠悠的說起會談後內心的變化，他說：「學會了後悔」。
「如果那時候不打頭就好了，」他坦承在監獄裡為了怕人瞧不起，必須誇口自己有多狠，「但是跟老師會談後，我經常想起那時候的事情。那時候不應該打頭，打身體或手腳……」。
身為心理師的我，在這一刻，內心猛烈地震動了一下。
過去的他，認為被害人咎由自取；但此刻的他，被真誠關懷打動後，終於意識到那個被害人「躺在那裡」的事實（看見他人）。
那句看似笨拙的「不打頭」，其實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萌發的「同理心」。他終於意識到：原來我的衝動是有代價的，而且那個代價，是別人的一輩子。
震耳欲聾的沈默：遺傳性的「失語症」
為什麼一個年輕人，學不會用語言解決問題，只能迷信拳頭？
從阿強告訴我的接見情況，我能猜出端倪。
阿強說爸爸每個月都會來接見一次，但是兩個人什麼話也沒說。
聽他說著，我彷彿就站在接見室裡，看見周遭一對對前來接見的親友，有的噓寒問暖，有的分享近況、有的孩子哭鬧、有的殷切交代……
但在這一片低語交織中，阿強和爸爸所在的這一方窗口，卻安靜得像是一座孤島。
那片厚厚的玻璃，將兩張極為相似的臉孔倒影重疊在一起，整整十分鐘的會面，兩人之間的空氣像是結了冰，凍得讓人肺葉生疼。
我想像著這對默默相對的父子，突然懂了阿強那根揮舞的球棒是從哪裡來的。
在這個家裡，語言是失能的，情感是阻塞的。他們或許在意彼此，但卻完全喪失了表達愛、甚至是表達憤怒的能力。這是一種家族遺傳的「情感失語症」。
當一個孩子在如此「失語」的環境長大，當所有的情緒都只能悶在心裡發酵、腐爛，最後的宣洩出口，往往就是極端的行動。那根球棒，是他打破沈默最錯誤、卻也最悲哀的方式。
我們都在廢墟裡練習說話
阿強還在服刑，他的脾氣依然不好，但他能聽勸了，不逞強、不硬碰硬。
我能做的，並不是奇蹟般地讓他立地成佛。而是陪著這隻受傷的刺蝟，在那片人生的廢墟裡，試著找回一點點「語言」的能力。
這條路很長，充滿了反覆與挫折。我常想，如果有一天，他能打破那片死寂，最先學會的是什麼？
而回望我們自己，誰的內心不曾有過一片廢墟？ 在面對摯愛的人時，我們是否也曾因為倔強、因為恐懼，而陷入了震耳欲聾的沈默？如果我們能知道沉默就足以傷人，會不會更願意學習說出情緒。
阿強的故事，其實離我們並不遠。我們都是在人生廢墟裡練習說話的人。
當語言開始流動，那根名為防衛的球棒，或許就能慢慢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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