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本隆司的《清朝的興亡與「中華」的未來──從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到日俄戰爭》是講談社東亞近現代史系列的第一冊，他概括性地回顧整個清朝與東亞世界的歷史，特別注重清帝國的內外變化，是一部讀起來一氣呵成的好書。譯者黃鈺晴的翻譯也十分流暢，是一部不會令人失望的作品。以下我就用十分梗概的方式，簡單介紹這本書的內容與概念。
「漢人=中華」是明帝國所建構的概念，毫無疑問的，這種華夷秩序是基於對蒙元帝國多元且非漢文化的反動，明帝國為了建構其作為「中華」的正統，因此嚴格區隔華夷，並且通過「朝貢一元體系」所建立起以「漢人的中華」為頂點的東亞國際秩序。這樣的體系十分僵化，所有意圖與中國建立經濟關係的國家，都必須接受這樣的朝貢一元體系，以藩臣的身分，通過朝貢，遂行實質的國際貿易。而為了維繫這樣的體系，明帝國也通過海禁與長城，隔絕華夷。然然隨著明帝國的國勢日衰，這樣的體系也日益受到挑戰，尤其是蒙古與倭寇。到了十七世紀，明帝國勉強維持的體系，終於在內部崩潰的局面下，徹底瓦解。崛起於滿洲的女真族，漸次茁壯，最終趁著明朝亡於內亂的機會，正是入關，取代了明帝國的「天命」。清帝國的建立，宣告「中華」不再是漢人王朝所有，作為承繼明帝國的清帝國，除了自身是不是漢人之外，在其入關之前，也成為了蒙古的大汗，換言之，入關取代明帝國的清帝國，其首領除了是漢人的皇帝之外，他同時還是滿洲人的領袖與蒙古人的大汗。因此，如何將清朝轉化為「中華」，就是這個外族政權的重要課題。與此同時，明帝國的滅亡，也讓過去接受「朝貢一元體系」的各國開始產生自己的「中華」意識，朝鮮的「小中華」，日本的「日本型華夷」都逐漸萌芽。
清帝國取代明帝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政治上清帝國直到徹底消滅明帝國的殘餘政權，才正式取得唯一的「中華」之地位。然而以少數民族統治廣大的漢民族，卻不是簡單的事。當初賴以擊敗南明的漢人藩臣，手上仍握有重兵，在重新恢復和平之時，這些漢人藩臣與其大軍就成了一個難以處理的問題。康熙皇帝透過尚可喜自行請辭的機會，趁機削藩。吳三桂等漢人藩臣因此起兵稱叛，然而吳三桂既無法以恢復明朝為名號召漢人反抗清帝國，自身又缺乏進取之力，因而三藩之亂終為清帝國所平。
與此同時，延續倭寇勢力的鄭成功一族，以反清為口實，盤據東南沿海，與清帝國保持對峙。清帝國先是仿照明帝國的故智，以海禁試圖封鎖鄭氏政權，接著以武力消滅鄭氏，終於將「中華」內部的對手，全部加以收編。
另一方面，準噶爾部的首領噶爾丹逐漸統一西北草原世界，威脅到清帝國的蒙古屬臣，迫使清帝國開始積極介入西北草原世界，以維持自身「蒙古大汗」的地位。清帝國從介入西北以來，先後擊敗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諸部與西藏，又進一步將信仰伊斯蘭教的回部也納入版圖。為了維繫異質的帝國各部分，清帝國採取了多元統治的方針，而非強硬地將所有領地都依漢地的統治原則，加以統治，也因此，清帝國得以長期而穩固地支配帝國的各個組成部分。
隨著清帝國統治漢地日久，為了強化統治，雍正皇帝開始運用「奏摺」這種體制外的方式，直接控制地方督撫。由於直接與地方取得聯繫，雍正皇帝得以運用高效而直接的方式，掌握地方局勢，並予以迅速調整方針。同時，為了有效用兵西北，他也設立軍機處，以解決大軍作戰所需的後勤與前線的指揮問題。隨著軍機處與奏摺體制的固定化，原本作為改革一環的制度，也重新回到官僚體系，並逐漸官僚化。
雍正皇帝開始宣揚明朝永樂皇帝曾經提出的「華夷一家」的口號，但與永樂皇帝明辨華夷的「華夷一家」不同，雍正皇帝的「華夷一家」則是試圖將滿洲人與漢人融為一體，從而建構全新的華夷秩序。從此時起，滿洲人雖仍在一定程度上被漢人視為外族，但滿洲人已完全自視自身為「中華」的一分子，然而弔詭的正是清帝國自豪地宣稱自己成為「皇清的中夏」，反而讓清帝國步上了明帝國的後塵，清帝國日益向「中華」傾斜，逐步喪失使其發展的多元視角能力，為下一輪的衰世帶來負面的影響。
清帝國在乾隆時代走向巔峰，經濟、文化都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人口的成長也迅速發展。在表面上，乾隆時代以自誇的「十全武功」昭示著帝國的昌盛，然而暗潮卻在檯面下湧動。承接乾隆時代的嘉慶皇帝不得不面對隱伏在盛世光輝之下的暗影。高度的人口發展也讓後來的皇帝不得不面對倍於前任皇帝的行政壓力，皇帝再也無法獨自駕御國政。另一方面，人口增長帶來的經濟負擔與生存壓力，也令清帝國不得不面對一次次的動亂。然而，隨著民變日增，原本的經制武力(八旗、綠營)卻日益失去作用，為了平服動亂，清帝國開始仰賴與變民同根而生的團練。此後，太平天國、捻亂無不仰賴團練出身的湘軍與淮軍才得以平定。
在內部壓力日增的同時，來自外部的壓力也悄然開始。在清帝國皇帝已然無法獨裁下，改革因而成為迫在眉睫的必要之舉，然而改革的腳步始終追不上變化的局勢。雖然內部的動亂可以仰賴勇營，但面對西方列強，已然落後的清帝國卻無法輕易應付。由於欠缺對於「外夷」的理解，清帝國起初只想透過攘夷、撫夷的老方法應付，然而實力與概念的差距，使得傳統的手段起不了什麼作用，清帝國因此在幾次戰爭失敗之後，被迫做出改變。
清帝國走向末日，隨著皇帝年幼，與地方督府權力大增，形成中央的「垂簾聽政」與地方「督撫重權」的共治局面，意外地讓清帝國暫時避免走回皇帝獨裁體制的道路。與此同時，隨著督撫重權的發展，漢人督撫逐漸掌握大權，而隨著左宗棠平定新疆回亂，行省制也被推及過往施行伯克制的「新疆」，原有的多元體制，進一步遭到破壞，清朝皇帝逐漸由控御五駕馬車的車手，變成騎在「中華」這匹馬上操控其他馬匹的騎手，最終這個騎手既無法好好控御自身的坐騎，更無法有效掌握其他馬匹，最終這個馬車只能是分崩離析。
在外力威迫之下，清帝國原本「中華秩序」下的朝貢體系也走向末路，清帝國開始有意識地將原本的藩屬轉化為西方條約體系下的「屬國」，原本不介入藩屬內政的局面，開始變成積極地操控，並通過武力加以保護。然而在歷經清法、日清兩戰之後，清帝國再也無法保衛屬國，反使自身淪為列強的競技場，危機感日增的清帝國也因此發展出現代的民族國家意識，並試圖整合帝國每個部分。不過，也是因為這樣，反而激發帝國其他民族的不安，隨著帝國的「改革」逐步加深，蒙古、西藏、東突厥斯坦的離心卻是與日俱增。對改革不滿的不僅於草原世界的人們，位居「中華」核心的漢人也對此感到不滿，並因此走向革命之路。滿洲人為維持自身地位的緩步改革，終讓漢人的溫和派(立憲派)感到不滿，而與革命派合流，最終清帝國在喪失武力(北洋軍)的支持後，宣統皇帝因而被迫退位，清帝國也就此覆亡。
